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是他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史称“万历新政”的政治局面。所以，我们在他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前面，加上“伟大”这样的字眼，应该是名副其实不为虚美的。不过，作为人，都是有弱点的，不可能十全十美。比如说，就张居正来说，他当年就曾徇过私情，为自己的恩师顾璘（东桥）的次子谋过好处。张居正与顾璘的师生之谊源于他还是童子——小孩子的时候。当时只有13岁，有“江陵神童”之称的张居正参加乡试，担任湖广巡抚的顾璘，为了避免他小小年纪就中举，日后可能因为骄傲自满丧失了进去之心，有意叮嘱监试的御使让他落第，进而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挫折让他记住，让他发奋。与此同时，他又在考试之后又将他招来，把自己的官带送给他，并对他进行说“我送你这个官带，是希望看到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在我看来，你日后所佩戴的官带应该远不止于这个。”而张居正后来官场之上一路高歌、春风得意，应该与当年顾璘的苦心与勉励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张居正成为朝廷首辅，顾璘的次子顾峻前来拜访的时候，恩师当年曾经的嘱托——请对少子多多关照的情形，便浮现在他眼前。因此，他考虑为顾峻争取承荫（按照明朝的有关规定，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吏部尚书杨虞坡对张居正表示，顾璘督工显陵有功劳，应该荫子——张居正的争取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但是后来，顾璘的两个儿子为到底该谁承荫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为此，张居正特地给南部中丞赵锦去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此乃翁见托之言，仆知己之报。”最后结果是由顾峻承荫。（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九“张太岳”）对于张居正不忘前辈之人谆谆教诲自己的恩情，在其亡故之后，依然记着他昔日的嘱托，尽力为其次子寻求承荫，一定的意义上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因为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也因为中国人很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过，细细想来，张居正在为顾峻寻求承荫的过程中，有些做法无疑已经越线——超越了自己的权限，也坏了朝廷现有的规矩，干扰了相关部门的正常工作。比如说，他给南部部中丞赵锦去信，就不是很合适——如果说顾璘对于朝廷委实有功，应该有一子承荫的话，那么，应该是由朝廷来决定；至于到底该又谁来承荫，要么是由顾璘的两个儿子进行协商，要么是由朝廷相关部门作出裁决。眼下的张居正显然在报答恩师的感情的作用下，忘记了自己作为朝廷首辅，假如直接介入或者说干预这一事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他这样的“表率”，那么，下面的人是不是有可能以他为榜样，在日后碰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同样采取类似的做法，过度用权，无视朝廷的相关规矩？当上上下下，太多这样的越权越线之举的时候，规矩还是规矩，法律还是法律吗？从张居正在明朝进入多事之秋，他为力挽国家颓势，积极推行新政，终于迎来一个崭新的局面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人物，真的可以称是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但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就他的“官品”来说，并不是十全十美、无可厚非的，这其中就包括了他在为了顾璘的“知己之报”，过度用权，对相关部门的工作的直接干预上——对于为官者来说，这无疑是把个人恩怨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虽然他个人赢得了守信重诺的美名。也因此，他作为明朝历史上的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他这“伟大”被悄然打了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