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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往事》回想起我那破碎了的“大学梦”
回想起我那破碎了的“大学梦”
贾陆英 老三届之家 今天
回想起我那破碎了的“大学梦”
贾陆英
1960年，我考入太原六中。六中初中部与小五台小学毗邻（称六中小五台分校），我被分配到初66班，指定为班长。1962年上初二时，市里对太原六中进行调整，只保留高中部，将初中部改建为太原十七中，小五台分校撤销。初中毕业后，我再次考入太原六中，分配到高62班，担任团支部书记。
太原六中的前身是进山中学（现又恢复了进山中学的校名），创建于1922年9月23日，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享誉省内外的山西省首批重点中学。从创办至今，几经搬迁，经历了90多年的风雨历程，现坐落于杏花岭街东部，地处市中心，临近五一广场、火车站，交通便利。
高中三年，我们幸运地赶上了学校贯彻“中教五十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端正办学方向，各方面工作进行调整和改进的好时期。学校以教学为中心，以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六门课程为主，以课堂教学为基本形式，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严格执行学习成绩考查制度和升级、留级制度，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雷锋活动。这些措施，为我们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奠定了扎实基础。
这份珍贵的资料，是我一直保存的“学生家庭通知书”，记载着我在高二年级时的学习成绩和操行评语，从中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评语中所说“曾得到行政和团的表扬奖励”，是指我本人曾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学习毛选积极分子”、 “优秀团员”等。1966年，我们班还被评为学校的“五好团支部”。
1966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开始了紧张的高考准备。学校要根据学生的报考志愿分文、理班，当老师和同学们得知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后，都向我投来了诧异的目光。那时，重理轻文之风盛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了老师、家长和学生常挂在嘴边的话，我这个大家眼里的 “高材生”，怎么会去学文呢？班主任动员我改志愿，我坚持说，这是我的爱好。等分了班才知道，全年级200余名学生中，报考文科的仅有40余人，多数是所谓的“差等生”。我虽然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失落，但是投入紧张的复习以后，就什么也忘了，我对自己的“大学梦”充满着希望。
记得是一个炎热的晚自习，—条爆炸性新闻使宁静的课堂沸腾了。“停课闹革命了”！“不用复习了”！“我们解放了”！同学们有的高喊，有的拍手，有的敲桌子。从那以后，我和同学们一样，被卷入了那场狂潮之中，早把考大学的事抛在脑后了。
这是一张迟来的“毕业证明书”。我们这一届高三学生，本来应该在1966年7月毕业，但是，那场狂潮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的日常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哪里还顾得上为我们发毕业证书？这张“毕业证明书”，是1970年5月20日补发的，它不是正式的“毕业证书”，只是我们高中毕业的一个证明。这个证明带有那个时代的浓厚色彩，也许，这就是它在今天唯一的意义，可以唤起我们这一代人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也可以使我们的后代从中了解一点当时的历史。
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就像一瓢冷水浇在身上一样，我的热劲被冲走了，变得沉默寡语。随着—个个老革命被打倒，以及打砸抢、武斗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我感到困惑和压抑。这一年，在红旗下长大的我刚满19岁，依然带着满身的稚气，生活中只有顺利，不知还有挫折；只见光明，不知还有黑暗，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无法理解，然而既不能问，又不能说，只好闷在心中。从那时起，直到1969年12月参加工作之前，我几乎没有再走进校门，一直呆在家里，陪伴着因遭受沉重打击而多病的母亲。每天除了帮母亲做家务活外，就是坐在那里看闲书。什么《林海雪原》呀，《欧阳海之歌》呀，《吕梁英雄传》呀，《红旗谱》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虽然可读的书很少，但只要能弄到手，我就如获珍宝，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正是跃然于这些书中的英雄人物，给了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使我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
1973年，开始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那时，我正在南城区教育局工作，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机遇又一次和我擦肩而过。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工作比较顺利，一方面由于妻子要生孩子，就没有报考。我的“大学梦”就这样彻底破碎了。
1983年，为适应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需要，党中央做出了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经组织推荐和考试，我上了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大专培训班，毕业后分配到市委组织部工作。1992年，又上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领导干部班。就这样，经过26年以后，总算从另一条途径补上了大学这一课。
回想起来，如果不是那场狂潮，我在高中毕业前就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优秀的高中学生中吸收党员，是当时中央的一个政策，我记得在我上高三时，学校党支部从高中三个年级中各确定了一名重点培养对象，其中包括我。恰在此时，太原六中成为那场狂潮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据校史记载：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4日，学校就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6月25日，太原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学校党支部被诬为“黑支部”，哪里还顾得上开支部大会讨论入党问题呢？就这样，我的入党愿望也成为了“泡影”。1975年，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初步得到恢复，同年4月，我在太原市南城区文教局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预备期）。屈指算来，这已是9年之后的事了。
回想起来，如果不是那场狂潮，我也许会成为一名学者，但命运却把我带进了“官场”。生活经历的磨练，养成了我沉稳内向的性格，对“官场”不太适应。但是在同事们眼中，我进步得也不算慢。我所从事的工作使我深感知识的匮乏，深感失去上大学机会的切肤之痛，只想用多读书、勤学习的办法弥补这一缺憾。这真是“塞翁失马，安知祸福”，我从自己的成长历程中，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阅读的益处和知识的力量。
阅读给了我胜任工作的能力。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多数时间从事的是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服务的工作。起草文件、为重要会议起草报告稿，是经常的事。不断地读书学习，开阔了我的视野和思路，提高了我获取信息、把握政策、研究问题、认识规律和寻找对策的能力。
阅读给了我善待他人的胸怀。一个人的成功，不仅有赖于他的智商，更有赖于他的情商。所谓“情商”，就是人们控制自己感情和行为的理智。人的一生，要面对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能不能恰到好处地处理这些关系，对于一个人能不能顺利成长至关重要。我认为，处理好这些关系，最重要的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一个人的理智和胸怀，它来自勤奋的学习、自觉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磨练。一个人，只有当他学会如何正确地对待社会、对待领导、对待下级、对待朋友、对待家庭、对待生活的时候，他才会赢得人们真心实意的肯定，才会有美好的人生。
阅读还给了我充满情趣的生活。开始，我只是迫于工作的压力而去学习。后来，是为了搞清楚某个问题去系统地钻研、思考。再后来，我对读书产生了兴趣，这时就不是“要我读”，而是“我要读”了。我喜欢读哲学书和人物传记。这些书，打开了我心灵的一扇又一扇窗户，引起了我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连串问题的思索，我从中获取了无穷的知识、智慧和力量，也得到了说不尽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