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印迹丨燕墩：小墩台蕴含的大历史
北京东城区南部有一座方形墩台，它隐身在繁华的建成区里，跟周围的高楼大厦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东侧有一条狭窄的过道，来来往往的人们行色匆匆，并没有多少人在意旁边这个有些老旧的墩台。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墩台名叫“燕墩”，它虽然其貌不扬，却大有来头。它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元代，是老北京城发展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数百年来，它矗立在老北京城的南部，与其他几个方向的镇物一起，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土烽火台成为“五镇”之一
燕墩在北京永定门外约400米，其东侧毗邻永定门外大街，北侧紧靠京津城际铁路。燕墩本名烟墩，也称烽燧、墩台，就是人们常说的烽火台，是我国古代一种用来传递消息的军事设施。燕墩最早也只是元大都土城以南的一座土质烟墩，也就是土烽火台，孤零零地屹立在元大都南面的平原之上。
按说像烽火台这样的设施一般应建在边关之地，而元朝作为大一统的王朝，军事实力十分强盛，为什么要在京畿腹地建设这么一座烽火台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弄清楚。换句话说，这座土质的烽火台是否承担过军事职能，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燕墩的主要职能不在于军事，而是在政治层面，或者说，是缘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
为什么要在城南设置这样一座墩台呢？原来，当时的人们信奉阴阳五行之说，按照九宫八卦的解释，正南属于离宫，在五行中主火。因此，城南宜设立火神庙之类的与火相关的建筑。燕墩作为烽火台，自然应建在城南了。在城南设立燕墩，既是五行之说的需要，也是对自古以来的山镇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因为燕墩同时也是作为老北京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五镇”中的南镇镇物而存在的。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正是由于有了“五镇”的存在，震慑住了各色妖魔鬼怪，北京城才能稳稳当当、长治久安。这种观念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被视为无稽之谈，甚至被斥为封建迷信，但在中国古代却被主流社会认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在遵循着这种观念。
宋辽时代“四镇”变“五镇”
镇物，又称禳镇物、厌胜物，俗名辟邪物，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非常流行。人们建房子需要镇宅之物，一个区域也需要有一个镇物，这种镇物最初通常是由这一区域内一座很有名气的大山来充当。早在《周礼·职方志》的记载中，当时的九州即各有一座大山，如扬州的会稽山、荆州的衡山等，这九座山都是各自所在州里最有名的山，用来“镇安地域”，号称“山镇”。这种观念为后世所继承，《汉书·地理志》等重要文献也记载了相应的山镇。山镇的观念很早就受到重视，到了后来，出于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又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四镇”，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山镇。与此类似的还有“五岳”“四海”和“四渎”等相关概念，它们与山镇一起，构成了帝制时期各个朝代国家祭祀的重要内容。
随着国家祭祀的发展，在唐宋时期出现了“五岳、四镇、四海、四渎”的说法，这些岳、镇、海、渎对应着各种各样的神祇，朝廷将这些神祇封为王侯，甚至加以帝王的封号，每隔几年都要进行专门的祭祀，有时甚至每年一祭或一年多祭，这就是“岳镇海渎山川之祀”。
在这种国家层面上的祭祀典礼中，四镇的档次排在五岳之后。到了宋辽时代，又加上了一个中镇，于是东西南北“四镇”正式变成了东西南北中“五镇”。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有五大镇山，分别是东镇沂山，在今山东省临朐县境内；南镇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境内；西镇吴山，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北镇医巫闾山，在今辽宁省北镇市境内；中镇霍山，在今山西省霍州市境内。
明清时燕墩升级御笔题碑
到了元明清时期，不但全国有五镇，就连地方性的区域也要附会上五镇之名。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安宁。元明时期的老北京城就根据这种观念而设置了五镇：东方属木，因而在城东设置神木厂（也称皇木厂，后来改成黄木厂，在今广渠门外一带）；南方属火，于是在城南建造烟墩，也就是后来的燕墩；西方属金，因而铸大钟置于城西（大钟在今大钟寺内）；北方属水，于是以瓮山泊为北镇（瓮山泊在清代被扩展，改称昆明湖，就是今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中方属土，于是取土而置万岁山（又称煤山，清代改称景山）于城中。
这是元明时期北京城的五镇，也称作“旧五镇”，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又根据风水之说对元明时期的五镇作了局部调整，称“新五镇”。新五镇以旧五镇为基础，在细节上对旧五镇的镇物进行了处理。比如，在燕墩上增建了一座石碑，名为“九龙宝盖石幢”，以期用石幢镇住其下的烽火台。
清人李若虹编纂的《都市丛载》里收录了描写北京城五镇的诗作，其中对燕墩的描写为：“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卓立号燕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丽正门是元大都南垣的正门，其旧址大致在今天安门一带，位于元大都土城中轴线的最南端。燕墩原本“正对当年丽正门”，也就是说，它应当位于元大都土城南北中轴线的延长线上。
明初首都定在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一带。徐达率军攻破大都后，将北城墙向南收缩了五里，元大都也被降为北平府。后来，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夺得了皇位，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升为北京，并准备将都城迁到这里。此后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次年正式迁都于此。新建的北京城继承了元大都土城的中轴线思想，但是把它向东移动了一段距离（约150米），所以原本在元大都中轴线延长线上的燕墩现在并不是正对着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而是在中轴线稍西的位置。
元代和明代前期的燕墩只是一座土墩，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建北京外城时才把燕墩用砖包砌，燕墩从此一跃而成了砖墩。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又对燕墩进行了精致的打磨，不仅增建了九龙宝盖石幢，还在细节上对燕墩进行了雕琢和修缮，使其一改元代及明代前期“土”得掉渣的窘况，变得相当精美。比如其碑座束腰处用浮雕手法刻画出的二十四尊水神像，尊尊袒胸跣足，却又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等考古资料记载，砖台高约9米，台上立有方柱形四面碑一座，高约8米。
这座碑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九龙宝盖石幢，它最引人注目也最有价值的一点是其碑身镌刻的《皇都篇》和《帝都篇》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由乾隆皇帝亲笔所写，在清代相关文献如《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等书中均有记载，由于是皇帝亲笔，故也称《御制皇都篇》《御制帝都篇》。这两篇文章均作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其中《御制帝都篇》刻于碑身北面，全文仅有二百余字，论述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主要都城的优劣，分析了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作为都城的优势，并提出了“在德不在险”的治国理念；《御制皇都篇》刻于碑身南面，主要是颂扬清朝统治前期物阜民丰、天下太平的景象，其最后一句“富乎盛矣日中央，是予所惧心徬徨”则反映了乾隆皇帝居安思危的思想。
燕墩虽小，却反映了多个层面的内容：在政治上，它作为北京城南面的镇物，象征着统治的稳固；它处在元明清时期北京城中轴线的延长线上，涉及到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问题；作为重要的历史实物，它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尤其是其上镌刻着的乾隆手书《御制皇都篇》和《御制帝都篇》，更是难得的文字资料。小小的燕墩蕴含了这么多的历史和知识，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故而1984年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