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历史》[美]达林·麦马翁著 施忠连 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8世纪：幸福话语的爆炸性表达从历史上看，18世纪是幸福话语表达的爆炸性时刻，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普通民众都纷纷使用“幸福”这一话语。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明确宣称，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稍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也有“幸福”这个条目，模仿《独立宣言》的语气写道：“每一个人难道不是都有幸福的权利吗？”法国的爱尔维修则断言，18世纪是幸福的世纪，并喊出这一名言：哪里有幸福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与此同时，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幸福的本质就是感官与情绪的快乐。正如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所说，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民众，仿佛都在“买卖幸福”。在18世纪，越来越将现世的幸福作为一种正当性来追求，认定只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就可以获得幸福。正如麦马翁所说，这一变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就是为了幸福而生，因此只要敢于伸张我们应得的事物，我们就应该幸福……这种新式幸福观大力冲撞着挡在性快乐、物质繁荣、私人利益面前的各种障碍，简朴的快乐也被弃置一边。人类一旦克服了没有根据的恐惧和偏见，新的快乐就会传播开来。甚至1766年在欧洲大陆发行的一本年鉴也觉得自己有义务表明这一看法：“但愿新的一年和往后的每一年都能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和平安。只要哲学继续启蒙世人，只要所有国家的人民靠着才智联合起来，越来越多地培育艺术和人文，我们就能确信这一幸福一定会到来。”麦马翁的这本书使用的是“Happiness：A History”，在18世纪，用来表达“幸福”的话语即是“happy”或者“happiness”。而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世纪，“well-being”取代了“happy”或者“happiness”，在中文世界里 “well-being”既可以翻译为“幸福”，也可以翻译为“福祉”。尽管在日常使用上两者无甚区别，但若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一变化本身还是值得重视和加以探讨的。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幸福”与“福祉”的变化人们常常将“well-being”这一概念的使用与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联系在一起。1830年，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之后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书中观察到美国社会的这样一种现象，如第十二章的标题所言：“关于美国人对物质福利的爱好。”他指出：“在美国，对物质福利（physical well-being）的热爱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去热爱，但至少人人都有这种热爱。在那里，满足身体的微不足道的需要，为生活创造小小的方便，也是人们普遍关心之所在。”“喜爱物质生活的享乐（The love of well-being），正在变成全国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爱好。人心所向的这股巨流，正把所有的人卷进它的狂涛。”由此可见，在托克维尔那里，“well -being”的含义为“福利”或者“福祉”，侧重于一种物质上的收益与获得，是指物质福利和物质的享乐，和人的精神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
约翰·密尔在中国的翻译语境下，“福祉”与“幸福”的不同内涵指向就这样，在西方思想谱系上，表达“幸福”的词语发生了变化，其内涵也开始被重新界定。如果在空间上来看，当密尔的“well-being”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思想家们又是如何理解的呢？1903年，密尔《论自由》分别由马君武和严复翻译成中文出版，两位译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由于是中国第一次引入密尔的《论自由》文本，因此考察翻译者如何理解和翻译密尔的“well-being”这一概念内涵显得尤为重要。在马君武的译本中，他将密尔的第三章的标题（Of individuality，as one of element of well-being）翻译为“论个人为世间福祚之一原质”，其意为个人是现实世界幸福的基础与要素。没有个人的幸福也就不存在现实世界或者整个社会的幸福。不过在这里，马君武还是有些误解了密尔的原意，密尔的原意是个性作为幸福的基本要素，而非是指笼统的个人，或者个人与现实社会福祚之间的关系。当严复将密尔《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时，他将密尔第三章的标题翻译为“释行己自由明特操为民德之本”，其中“特操”的具体含义指特长或特异，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体现出密尔所强调的个体性。不过严复没有直接将“well-being”翻译为“幸福”，而是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趋乐避苦与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他在这一章有一简短的注释，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密尔思想的理解。“行己自由，人道之所以乐生，人群之所以进化”，意为只要让每一个人的本性，特别是那些特异人士的特质得到发挥，个人的幸福也就自在其中，社会的进步也就有了动力。尽管严复没有将“well-being”进行直接翻译，但通观全文，严复从功利主义出发来理解密尔的个体性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反倒是更贴近密尔的原意。1949年之后，这一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内涵开始从个体性向集体性转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59年出版了程崇华翻译的译本，译者将密尔《论自由》第三章的标题译为“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这里，译者将“individuality”翻译为“个性”，这样的表述符合密尔的基本思想，但将“well-being”翻译成了“福祉”。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语境中，“福祉”这一概念更多与国家、民族、人民这样的群体关联在一起。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译者要在译本中增加“人类”两个字，而这是密尔原著中所没有表达的含义。实际上，“well-being”这一词语在中文语境下产生了分化，翻译为“福祉”与“幸福”，这两个词语其内涵也就各有不同，具有不同的指向。在个人的维度上，使用“happiness”来表达幸福，同时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每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凭借自身努力过上幸福生活，享有幸福感；在指代集体性幸福，特别是具有施动者和物质性的福利时，则使用“well-being”表达，意为“福祉”。在今天的中国，对这一概念依然存在着一种竞争性的表述。物质性的福利是否一定就是福祉的全部？人的个体性是否应该成为幸福或者福祉的基本内容？通过何种路径来实现人的幸福和福祉？对此不同的人观点各异，而这些当然更值得学界去研究、考察与反思。当我拿到《幸福的历史》这本书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徐志跃。想不到这本书是他翻译的，他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任职，译介了许多西方学界的著作，可天妒英才，不幸英年早逝。今天阅读他翻译的书，不禁回想起和他交往的往事，写下这篇短短的读书评论，也算是一种怀念。此时，当我们讨论他译介的《幸福的历史》这本书时，我想人们幸福的生活当是对徐兄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