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元代八思巴字押印的释读
曹学曾
摘要：本文旨在对一方元代八思巴字与汉字组合的斗检封式符合押印进行释读，结合八思巴字“仿篆书”体入印后的写法特点，进行对比排除，确定该符合押印的印文内容和寓意，展现了八思巴字的发展史以及在我国文字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八思巴字对促进汉蒙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进民族社会融合发展和文明进程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八思巴字 符合押印 民族融合
符合印，是古代一种印式，始见于战国，一般有左右或上下对合，也有多种形式综合。押，也称“押记”、“花押”等，是指在公文、契约上的签字或画上某种记号。押印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独特印式，“通俗地说是将签字形式刻入印中，通常也泛指辽金元时期民间使用的带有不同押记符号或文字的私印”[1]。符合押印，即同时具备符合印形制与押印功能的组合套印，在元代趋于成熟。
这是一方八思巴字与汉文字组合的斗检封式符合押印，形制为上下两半子母对合式。上半部高度1.4厘米，裙盖下为方形外凸台状子印，印面1.25厘米*1.25厘米；下半部母印高1厘米，宽度2.65厘米（带耳）*1.8厘米，上面呈斗状内凹，底部印面1.7厘米*1.7厘米。子印圆柱钮，中空，靠近裙盖部两边各有一横孔相通，与下部母印两侧边缘耳孔相对。子母两个印面，母印印文为汉字，子印印文为八思巴字，均作阳文，质料青铜，形制与结构属元代符合印中的标准品类。（图1为实物照片）
此印子母印文均为单字（图2）。母印为汉文楷书“福”字，子印为八思巴字，释读过程颇繁琐。
八思巴字是我国文字史上一朵清新的小花，蒙元时期曾作为“译写一切文字”的“国书”广为流行，并在西藏一直保留至今[2]。八思巴字产生于忽必烈执政时期，当时蒙古统治疆域不断扩大，尤其是进占汉地后，汉族成为主要统治对象。蒙古皇帝和官员多不识汉字，当时使用的畏兀字（回鹘字）符号少，对汉字译释十分不便[3]，急需一种即适用蒙古语，还适用汉语以及领土内诸民族的通用文字。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喇嘛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从梵文中借用字母符号，参照畏兀蒙文形式，自上而下垂直拼写而成“八思巴字”，常用41个字母（图3）[4]；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推广使用，截止目前所见最后一件八思巴字文物——天元五年（1383年）六月北元“甘肃省左右司之印”（图5-7[5]），八思巴字至少使用了114年[6]。
单一的八思巴字印文较难准释，这是由其本身为“拼音文字”所致。简单说，就类似于现在汉语同一读音对应的多个“同音字”，如无上下文字关联，很难精准对释。即使是相对简单的“姓氏”或“吉语”，也只能选其一个比较合宜的汉字来译释。
此印文为八思巴字“仿篆书”体，上部字母“篆法”标准，下部一笔类似于汉字“九叠篆”写法，是释读关键。我梳理出有可能的三种写法，找出与之最接近的五种八思巴字标准拼写字形，逐一进行比对（图4）。
图4①，与之最接近的是八思巴字常用字“記”（或“寄”[7]）的拼写方式，但该字入印后最后一笔未见此类似“九叠篆”写法。如图5（5-1）[8]、（5-2、3、4、5）[9]为八思巴字私印“记”的“叠篆”写法。我对比了几百方八思巴字“叠篆”印与汉字“九叠篆”印资料，发现八思巴字入印篆法与汉字“九叠篆”有很大差别。八思巴字“叠篆”笔画多为“回旋盘曲”，而汉字多做“延伸折叠”。如图（5-6）元八思巴字“国师之印”[10]、图（5-7）北元八思巴字“甘肃省左右司之印”、图（5-8）元汉字“移相哥大王印”[11]、图（5-9）宋汉字“鹰坊之印”等不同时期官印对比，可看到二者“官方”篆法的明显区别。另八思巴“记”字最后一笔“回旋盘曲”的同时，右面由上笔延伸下来的竖笔不省略，这也与印文明显不符，故排除。
图4②对应两种八思巴字标准写法与印文比较接近，关键还是最后一笔“延伸折叠”的“篆法”在现有八思巴字资料中未见，亦排除。
图4③是与原印最接近的写法，与之对应的有两种八思巴字，下部均由两个字母组成。但这两种标准字形都与印文稍有差别，均在末尾缺少了一个转折，此情况在元八思巴字押印中有见。因元代官印由官府专门机构铸造，篆刻较为规范，而私刻印押，则难免笔画差误[12]；另八思巴字“仿篆体”私印是当时官印模式直接影响下来的产物，这类私印中，有书写不规范甚至误写误刻的情况，当是制作者不熟谙曲叠规则所致[14]，因此综合判断4③最符合此印文字。
此字在《蒙古字韵》中可查到对应：“稽、计、蓟、继、吉……”等15个汉字（图6）[14]。因在元代押印中，单字押是一种主要形式，印文内容多见有姓氏[15]，因此可暂将此印文对应汉字范围缩小到《百家姓》中：“吉、蓟、计”三个姓氏文字（图7）[16]。
此印的另一个特点是斗检封式符合押印。子母印皆有孔，且母印斗封中可存印泥，方便随身系戴使用，功能不同于“符信验证”的“半分对合”符合押。此类押印内容常见有八思巴字、汉文字或两种文字组合，多为吉语“大吉”、“大吉利市”、“福”、“寿”或吉祥图案与“姓氏”、“花押”、“合同”等内容组合。此印母印为吉语汉字“福”，周围配以吉祥花棱边栏，充满幸福吉祥氛围，此八思巴字印文内容无论从“姓氏”角度还是“吉语”角度皆可与汉文内容相合。
因此，六百多年前此押印主人姓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种文字，以其优美的造型、广泛的用途、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蒙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进了民族社会的融合发展和文明进程。一度成为元代官方文字的八思巴字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其承载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珍贵，为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带来了乐趣和空间。
[1]孙家潭：《中古时期符合押印一组》，2017年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
[2]郝苏民：《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导论，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3]拨子德涅耶夫：《蒙古文学史讲义》，1895年版,第166页。
[4]照那斯图：《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5]《中国历代篆刻集萃》③唐宋官印·元押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6]郝苏民：《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注⑦后案语。
[7]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0页、351页。
[8]孙家潭：《关于八思巴文字印释读的几点体会》，中国书法2018年15期。
[9]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409、401页。
[10]照那斯图：《元国书官印汇释》，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003页。
[11]叶其峰：《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25页。
[12]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页。
[13]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4]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15]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初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6]照那斯图：《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