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的“异变”
印章这种具有漫长时间积淀的文化艺术形式，不断被赋予了多种象征意义，成为独特的信物和凭证，故而不可等闲视之。印章所涉及到的相关因素非常多，类似书体演化等都会对印章产生影响，由此成为社会礼制和风俗习惯等变化的见证。对于社会发展进程来说，变是一种必然，但就对印章的影响而言，结果可能是利也可能是弊。“异”是相对“正”而言的，有正必有异，有异必有正。正脉潮流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出现许多枝干，从小变积累到大变，而后物极必反，周而复始。所谓异变主要包含三方面:
一是汉印本身存在的解构。汉印是正统。通常对汉印的印象是端庄、浑厚、古穆、庄重、大气，但要知道，任何“大一统”形势下都会有各种暗流存在。人的天性就是寻求差异和变化，追求与众不同的新鲜感会使汉印在庄严端庄的总体面目下呈现出多种趣味性。如果有这种喜好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帝王的话，印章面目往往会为之一新。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夹在两汉之间，故其印和汉印有意加以区别，再比如武则天称帝之后改“印”为“宝”，帝王之癖无疑会在篆刻发展中打上烙印。广义上的汉印包括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包罗万象，本身并非只是一种面目“一统天下”，当中存在像“天胜”这样较为特殊的一类印风。而魏晋时期的印章变化极大。有时看惯了过于严谨一类的印风，反而会喜欢像“四角羌王”这类有异变状况的印章，呈现出不落窠臼之美。总的来看，汉印的变异有两个方向:一是文字的繁复，盘曲缠绕，“九叠文”达到一种极致，已经毫无艺术性可言；一是文字的简化，向楷书甚至花押印中签名符号发展，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带来另外一种启示。
印章的美本身就是多元的，没有必要定于一尊。一种原因是变化能力。在上世纪中叶，湖南曾经出土一批陪葬用的“滑石印”，印文有很多反字出现，有的甚至全部是反字。这就是一种异变现象。印人在刻印的过程中偶尔因为失误出现极个别反字，有时则是为了章法需要有意用反字。汉砖中也有一些反字，但比例毕竟很少。像湖南出土的这批汉印全都出现反字，显然是有意经营，不是失误，而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另一种原因是出自不同人之手。汉印和金文铸造类似，属于群体作业，不可能只有一两个印工，因而变化丰富。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汉印当中有很多同样官职的印章，比如“假军司马”和“部曲都尉”等，个个不同。相对官印而言，私印显示出的随意性就更大了。官方的正统和民间的自由形成二元互动，就像诏版文字和小篆之间的对比、汉简墨迹和汉隶碑刻之间的对比。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有一种内在的调节机制，汉印由此具有强大生命力。所以，即使在明清印人手中，乃至今天的印人甚至将来印人的刀下，都是按照既定的规律来改造和诠释的，符合“印宗秦汉”的要则。真正理解秦汉印的博大精深，可以生生不息。
二是隋唐、宋元过渡期。有高潮必然存在低谷。在汉印的辉煌之后，隋唐、宋元时期相对来说就是低谷。伴随着篆隶书为楷行书所取代，印章也步入“异化期”。当然，因为时过境迁，唐宋官印如今也成为一种独特的取法资源，具备了不同于汉印的美。甚至元代的花押，也可以带来一定的灵感。这是因为时间的距离而造就的“审美周期”调适。美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周期，潮流不断地兴起和转换，带来视角的转换，这就是所谓的“距离产生美”。但是，篆刻不存在“前卫”，似乎个人意识可以超越时代几十年，在印面上划道道，却宣布欣赏者的水平达不到某个层次。这是另一种异变，不正常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