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栋丨老宅里的回忆
在老家有一座老宅，是我们和爷爷奶奶共同居住过的地方。院子方方正正，三间堂屋，三间东屋。爷爷奶奶住堂屋，我们住两间东屋，南面隔壁是锅屋。一九八四年，我和弟弟随父母从这儿搬到了村东头的新宅子。自奶奶爷爷相继过世后，这座老宅已整整二十年没人住了，父母把老屋当作储藏室用，把院子的空地整成了菜园。
每次回老家，我都到这儿走一走。看着曾经熟识的一切，恍若回到了过去，那些伤感的、温暖的、感动的、快乐的往事都从记忆深处缓缓走来。
（一）
小时候有过一个姐姐，比我大三岁，长到八岁（虚岁）就没了。虽然已记不清她的模样，但依稀记得她曾带我在院子里踢毽子、抢手绢、抱着我抡圈圈。她活泼爱笑，那灿烂的笑声，越过四十年的时光，依然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在弟弟出生后的第三天，姐姐突然说肩膀疼得很厉害。母亲发现她瘦小的肩膀上鼓了好几个大疙瘩，一家人都大吃一惊。爷爷和父亲急火火地背着姐姐去医院做检查，诊断的结果竟然是骨癌！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给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欣喜，而另一个亲骨肉的旦夕之危又让母亲痛不欲生。
医生也没啥好办法，姐姐住院只是打了十来天的针。出院那天，她跑到床前，从褂兜里掏出花生米给弟弟吃，逗弟弟笑，还对母亲说：“娘，我听别人说了，中央干部得了这样的病都治不了。”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压根还不明白“治不了”的真正含义。其实，不明白也算是一种快乐，尽管有些凄美。
记得姐姐的肩膀紫得跟茄子一样，肿得特别厉害，还隐约记得村医在她肩膀上扎过针。母亲说那时姐姐的肩膀已经烂得不能看了。
姐姐很懂事，疼却忍着不哭。四个多月后，安静地走了。母亲用花芦筐（蒙阴方言，指的是用棉槐条编的带提系的大筐子）挎着她的衣裳去大桥下焚烧，那是母亲陪着她常去乘凉的地方。那一次，母亲哭得站都站不起来。
母亲哽咽道，姐姐是个坑人鬼。
我热泪盈眶……
（二）
唉，不拉这伤感的事了，说说别的吧。
推开斑驳破旧的板门，走进东屋。确切地说这是两间又矮又窄的小屋，长六米，宽四米，踮起脚抬抬手就能够得着梁。屋里竖了许多木棒、木板，还有镢头、箔、梯子、木推车、筐子等等，塞得挺满。黄泥抹的墙面有些开裂、脱落，三十多年前油烟熏染的片片痕迹仍然依稀可辨。经过岁月的捂闷，屋里弥漫着一股潮霉的土味。
北墙根是我们睡觉的地方，那时候安了一张宽一米二的床，一家四口就睡在上面。说来挺有意思的，小时候从没觉得拥挤，反而觉得挺温馨快乐。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外工作。先是在山那边的兵工厂，后来调到县农行，公家给他配了辆金鹿自行车，一星期回家一趟。那是一辆弯把、带大梁的车，擦得铮明瓦亮，引来老少爷们不少艳羡的目光。有好几位叔叔还争着找父亲学骑车呢，他们把长长的扁担绑在车腚上，骑起来晃晃悠悠的。
记忆中父亲带回来的第一件好玩的东西是个小闹钟，也叫马蹄表，墨绿色，短腿，胖墩墩的箍边圆脸，明净的玻璃一尘不染。一天上一次弦，嚓嚓不息的声音悦耳动听，令我呆呆地着迷。这件精致神奇的东西，陪我们走过了童年少年，现在还摆放在新宅家中的窗台上呢。
那时候，家里还没电灯，天一黑就睡觉。
冬夜憋尿醒来，时常会看见挂在床头的那盏冒着一丝黑烟的煤油灯，母亲披着棉衣坐在床上纳鞋底。鞋底就像一块冻干的锅饼，硬邦邦的，上面是一行行星星点点的麻线头。母亲右手戴着顶针子，习惯性地把针放在头发里挠挠，让头发里的油脂润一润针。拿针锥扎鞋底，扎不透就把鞋底别在棉被上用顶针子推，再用细针把麻线引过去，刺刺刺刺，拉紧拉实。针针落点整齐，线线用力均匀，纳出来的鞋底既板正又耐磨。
小屋里橘黄色的灯光格外恬静、安宁、温柔。我和弟弟裹在暖暖和和的被窝里，依偎着母亲的身影，听着屋外远远近近传来的空旷而零散的鸡叫声狗叫声，听着闹钟嚓嚓嚓嚓的声音，不知不觉地又进入了梦乡。
清晨，又时常被嘤嘤嗡嗡的纺线声叫醒。床头东面有个纺线车，母亲右手揺转着车把，左手捏着轻柔洁白的棉絮条，一根细细长长的白线就绵绵不断地从棉絮中抽剥而出。
（三）
春天来了，院子里的那棵杏树开花了，满树淡淡的红。
燕子们衔来细泥、草屑，飞到屋里，和着唾液在屋笆上垒窝。忙忙活活地飞来飞去，十多天才完工。那春泥点点、如皿如兜的小窝，那探头探脑、呢喃细语的燕子，那斜飞翩跹、燕尾裁风的身姿，给咱庄户人家多了一份自然、活泼、和谐的点缀。
老人们常说，家里住燕子是好事。轻盈、温和、玲珑、秀气的它们，吃蚊虫，爱干净，对人类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尤其善良人家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温和气息，更引得它们傍檐筑巢、栖息数年。母亲说过，燕子从很远的南方飞来，能记路、记人、记窝。那时候我不知道很远到底有多远，当它们每年从很远的地方飞到眼前的时候，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伙伴，特别亲切，也佩服它们神奇的记性和耐力。
母亲嘱咐我们不要捅燕子窝，出门时给它们留一道门缝，小燕子们正张着嫩嫩黄黄的嘴巴等燕妈妈回来喂食呢。
古诗云：“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这充满仁慈的劝诫和呼吁深深打动着人心，而我那不识字的母亲同样也充满了慈悲善爱。
已经有很多年没再见那些“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了，它们都去哪儿了呢？
（四）
除了燕子，还曾有两位讨饭的老人每年来我家借宿一段时间。他们就睡在锅屋里的秫秸、麦穰上。清晨，悄悄地搭着褡裢拄着巴棍儿出门了，到天黑才回来。讨点瓜干、煎饼，聊以糊口。
我们已记不清两位老人的家是哪儿的了。记得其中一位姓宋，高个稍胖，不爱说话，冬天戴着副黑耳套，微微翘起。呵呵，就是那副耳套，让儿时的我总觉得他不像要饭的，倒像电影里的反面人物。有点怕他，不愿跟他搭腔。母亲回忆：“那位老人虽然不爱说话，但脾气挺好，懂风水，会看宅子。”
另一位姓杨，个矮和气，身体瘦弱，有时咳嗽得挺厉害。常逗我和弟弟玩，曾经把乞讨来的马蹄烧饼留给我们吃，还经常跟家里人拉拉家常。在我的记忆里他跟爷爷一样亲切。
爷爷奶奶从没赶过他们，也从来没给他们拿过脸子，还经常在晚饭时给他们端点热菜热汤。有时候还把他们那些发霉的瓜干和煎饼买过来喂鸡喂狗。
母亲回忆：“那时候讨饭的都是被逼得吃不上饭了才出来的，怪可怜人。人家有困难，咱就得给人家行个方便。卖小鸡的，收头发换针的，还有叫货郎子，都在咱家锅屋里住过。”
我已记不清讨饭的老人们是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离开我们家的。栖息数年情已深，现在蓦然想起，心中还是挺怀念他们的，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世上。
写到这儿，顺便再提一件事。
有一年冬天，家里来了位步履蹒跚的讨饭老人，家在二百里之外的费县，老人说儿子儿媳都不管他了。弟弟心软，抹着泪把老人留下来，晚上陪老人睡在锅屋里。那时候没有电话，交通又不方便。没想到五六天后，老人的儿子居然打听到我家，见到老人，抱头痛哭，把老人领回去了。为这事，父亲对弟弟夸赞不已。
现在想来，当年老人的儿子很可能是良心发现并后悔不已，经多方打听才找到我家的。他的幡然悔悟虽然来得有点晚，但在茫茫人海中辗转岔路、百里寻父的那种焦虑、懊悔、牵挂也令我感动不已。
朋友，这都是发生在我们家的真实故事。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与人为善的大家庭，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拥有根植于内心的、油然而生的、助人而乐的那种善意。那种善意，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妙不可言的幸福感。
（五）
爷爷奶奶居住的堂屋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原来是草屋。十多年前，父母把屋顶修缮了一下，撤去麦秸换上红瓦，草屋变成了瓦屋。去年，屋顶有个地方被雨水洇透，越洇越大，塌陷出一个锅盖大小的洞。老家有个规矩，如果家里有老人去世，三年内不能动屋。父亲是前年去世的，塌陷的屋顶一直没修。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地上有几件废弃不用的农具，屋顶塌陷处的天空明朗晃眼，洞沿的秫秸已枯折参差，摇摇欲坠，感觉跺跺脚都有可能震落。中堂的那块红色纸匾还挂在墙上，上面是父亲书写的“毛主席万岁”几个毛笔大字，墨迹犹存，刚正有力，匾的两侧各悬挂着一个红色的剪纸花球。岁月时光已把火热的红色都洗刷成原白的本色。
站在这屋里，想起奶奶用萝卜、黄豆腌制的那盆可口留香的豆豉；想起爷爷在小饭桌沿倒上薄薄的一层酒，点着，用那蓝蓝柔柔的火苗温壶暖酒的情景；想起冬天给爷爷暖被窝听他讲光棍世（蒙阴方言，指的是闹土匪）的那些故事；想起奶奶见到她远方来的弟弟时相拥而泣的情景；想起奶奶偏瘫卧床的那几年，父亲、叔、姑轮流伺候她的情景……
一件布满灰尘的蓑衣，又勾起我跟着爷爷在山坡放牛的回忆。
山坡上绿草如茵，黄牛像牙口不好的老人一样在慢吞吞地嚼磨着青草，时不时还哞上两声。爷爷帮我逮蹬蹬山（蒙阴方言，蝗虫）、蝈蝈、蚂蚱，掐去它们薄薄的翅，用狗尾巴草串起来或者放在秫秸篾插成的三角形小笼子里，回家后用火烤着吃，可香啦。山坡上还有很多叫羊奶子（蒙阴方言，地黄）的花，毛茸茸的，像细长的小喇叭，拔下来吸上几丢丢（蒙阴方言，小口），那滋味，稀甜。
下雨的时候，爷爷会拿出尼龙袋子，把一个角掖进另一个角，做成一个简易的雨披，给我披在身上。他戴上席荚子（蒙阴方言，斗笠），披上蓑衣，一手把皮鞭甩得啪啪响，一手攥着小石子，嘴里“嘟——哦”“嘟——哦”地吆喝着，赶着黄牛往生产队走……
老宅里有我想不完、写不完的亲情往事。
这儿是我生命的摇篮，是我灵魂的根。来这儿看看，回味童年时的点点滴滴，会令我浮躁的心情安静下心，也会令我困顿的灵魂得到抚慰。
心头蓦然响起裹着小脚的奶奶在院子里“布布布布”唤小鸡的声音，那声音温馨，悠远……
作 者 简 介
冯子栋，山东蒙阴人，现在临沂市农商银行工作。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成员，新媒体《行参菩提》签约作家，系列行走散文入选《2017年中国行走散文作家二十二强》。通过阅读来濯磨自身灵魂，通过文字来记录草根生活，通过经历来格物平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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