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青工文化补课的日子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职工中开展的轰轰烈烈职工文化补课活动吗？
那时，补课的对象是从老三届初中68届开始，直到80届，跨过12个年度。
当时，为什么要进行文化补课呢？ 因为“文革”期间，在校学生的学习不能正常进行，很多毕业生有文凭，没有水平，出现“高中牌子，初中本子，小学底子”的现象。
七十年代末，各地职工文化普查显示：青年职工中，真正达到初中毕业水平的是极少数，大部分仅略高于小学的文化水平。同时，企业干部文化水平在“文革”期间也逐步降低。
1981年初，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1982年1月，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和全国总工会等5个部门发出《关于切实搞好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青工补课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
青岛也不例外，成立了职工教育办公室，市直各局成立了职教处，企业成立了教育科。青工补课，分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简称“双补”，我市实际上主要以初中文化课为主，重点是初中语文和数学。
我原来在青岛第二石棉制品厂从事团的工作，因为不谙世故，只知道干活，所以干了3年团委负责人，尽管每年都是市、局先进，但也没见任命的红头文件，那个年代，企业科级甚至厂级也大都是以工代干，工资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也没放在心上，但在企业合并时却由“团委书记”变成了“团总支书记”。
1981年与青岛石棉厂合并成立了青岛石棉总厂，第二年我调到总厂教育科，负责青工的文化补课工作。教育科在企业是个新部门，刚成立时，一无所有，一切都从头开始，但是有经费，可提取企业利润的3%并列入成本。科长颜爱华，原是劳工科长，劳工科相当于事业单位的人事科，在企业里是个重要部门，调到教育科大概是因为她年龄较大或性格耿直的原因，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待人热情，工作一丝不苟。
教育科开始只有两个人，在她的支持下，我先是制定教育计划，聘请文化课老师，落实补课地点、安排补课时间，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很快各项工作就步入了正规。
那时，企业里大学生不多，有几位在技术科的工程师，其专业与文化课不太对口，于是我聘请了几位老高中文化底子比较好的担任代课老师，有的还是初中毕业，如有一叫郑铭义的，古文基础比较好，善背古诗，唐诗中凡能说出名字的他都能整篇背出来，以前曾在29中学当工宣队又当老师，后调到企业，由他来讲文言文。但此君有一嗜好，饮酒成性，经常醉酒，在家里常以诗为肴自酌自饮，一醉方休。可惜50多岁就去世了。
另有刘传进，当时在有关文学刊物及《青岛日报》上发表过诗歌，聘请他讲语文课，有人提出他是工人身份，担心水平有限，我以他能在报刊发表诗歌为由坚持聘用，后来他调到市旅游局宣传处，人家还专门来了解他的代课情况，以后调到了市文联担任《青岛文学》诗歌编辑。
数学老师都是老高中生，课讲得很到位，如当时基建科的崔盛宏，后调到青岛建材四厂当厂长，企业改制后，从事房地产行业成了大老板。有一次，在饭桌上说起当年代课的事，感慨不已，那时“代课老师”，1节课是0.3元，一次2节课，他说：一个月下来也是一笔收入，相当于当时近半个月的工资。
另一位是董老师，刚从美国探亲回来，是专职代课教师，她带着老母亲到美国看望她的哥哥，那时，我国刚放开到国外去探亲，回来后她大谈在美国的感受，譬如生活水平高、待人文明有礼貌，在马路上汽车礼让行人等，初次听了很新奇，因为那时我们马路上汽车很少，斑马线也不多，开车的牛逼哼哼，都是行人让车。现在车让行人已司空见惯了。
后来教育科又增加了几位专职讲课教师，一位是在西藏挂职分配过来的，在西藏时就教学，是国家干部，直接分到厂教育科。她讲一口即墨普通话，愿意讲自己的经历，待人十分热情，教学也很认真，工作尽职尽责。
还有一位是青海建设兵团回来的老高中生叫王建中，除了讲课，他还有一个特长是下国际象棋，曾是青海省的国际象棋赛冠军。
教师中，学员反映最好的是黄老师，她原来是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算是科班出身，从学校调到了厂劳工科。那时，国营企业是热门单位，福利好、有奖金，一些事业单位的都想方设法往企业科室里调。后来企业不景气了，事业单位的工资却提高了，特别是退休后，工资拉开了成倍的差距，那些由事业单位调入企业的都抱憾不已。
那时，文化补课考试分两种，一种由市职教办出卷子，叫市统考；一种由本系统职教处出卷子，叫系统考。补课前，我们出了一张模拟卷子，想摸摸底，结果200多人，60分以上的还不到四分之一，科室人员分数稍高一些，一线工人的相对较低了。
补课采取全脱产的形式，尽管车间里生产比较忙，但还是分批抽调出来参加学习，有的车间规定，脱产学习不合格者扣发当月奖金。两周的时间，补完三年的初中语文数学课程，时间短，内容多，加之大部分基础差，所以难度不小，青工压力很大，后来改为两次考试不合格扣发奖金。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尽多的青工考试合格，是代课老师们不断研究交流的课题。
在安排各科教学的同时，颜科长还让我兼代语文课，备课大都放在业余时间。开始，为了调动大家学习的兴趣，讲课文时，我还介绍作家以及代表作的经典作品，但渐渐发现有点偏题，因为补课考试毕竟是应试教育，最终目的还是看考试合格率，于是在讲课中，注重分析试卷，以考卷的形式把填空题、选择题、辨析题、语法修辞、文言虚词解释等都抄在黑板上，让大家反复练习，考试合格率有了明显地提高。
1983年10月，青岛石棉总厂又分开了，我又回到了第二石棉制品厂，担任了教育科科长。二棉厂经济效益一直比较好，教育经费充裕，厂部以教育经费名义购置了进口电视机、录音机，摄像机等，教育科也出台了一些青工补课的奖励措施，如首次参加文化课考试合格者一次性奖励30元，相当于当时青工近一个月的工资，这在建材工业系统是第一家，学员们学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我们将每期考试的卷子，进行综合分析，划出重点，点面结合，反复练习，效果明显。我厂考试合格率每次都在85%以上，有时达到了90%以上。一轮考试完毕，一些得到奖励的学员拿着瓜子糖果等，到教育科表达高兴的心情，有的还合伙请代课老师们到饭点吃饭。
在教育科期间，我有时被市职教办抽调去参加市统考巡视，统考前领导开会强调，要严格监考巡视，可采取多种形式，在考场内看，在门前、窗前观察等，发现作弊者立即抽卷，考场混乱取消考试资格。其实我对青工考试多有同情之心，深感他们的不容易，他们大都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晚上哄孩子睡下后，还要再拿起书本温习过去的功课、做习题。所以我对监考、巡视之类并不太过认真。
在企业教育科工作了两年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在青工补课中，自己也重温了久违的中学课本，温故而知新。1983年，我考上了青岛教育学院中文系，期间又报名参加了人民日报社新闻智力开发中心举办的新闻专业函授培训，参加了北京经济函授大学现代经济专业学习，经考试、考核及格，获得毕业证书。经过各种系统的学习，使自己以后的工作受益匪浅，后来又从事了党务和行政工作。
通过青工文化补课，有许多青工，又重新拾起了各种文化、技术的学习，经过努力自学，有的考进了业大、电大等，毕业后许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
1985年底。青岛市大面积的“双补”工作基本结束，全市文化考试及格率达81%以上，提前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