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周早期蟠龙兽首铜罍及相关问题
〔内容提要〕通过对西周早期蟠龙兽首铜罍造型和纹饰的分析，认为这些铜罍的原型来自于中原地区晚商殷墟文化，后传入大凌河流域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风格，之后再传入成都平原、长江中游地区及中原地区。蟠龙兽首铜罍的出现和传播反映出商周时期中原之外的文化边缘地带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边地文化圈。
罍是商周青铜器中重要器类之一，在目前所见的圆形带盖铜罍中，西周早期流行一种盖顶上装饰有高浮雕式的蟠龙、器身装饰兽面及浮雕式兽首的铜罍，可称为“蟠龙兽首铜罍”，其造型和装饰与同时期其他罍风格差异较大，可能反映了较为特殊的文化背景，本文拟就蟠龙兽首铜罍的形制、渊源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蟠龙兽首铜罍的发现
蟠龙兽首铜罍目前共发现4件，分别出土于辽宁、四川和湖北三省。辽宁喀左北洞村2号窖藏出土1件，四川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1号窖藏（1959年）出土2件，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M111出土1件（图一）。
上述4件蟠龙兽首铜罍在器形和纹饰两方面均较为接近。均带盖，器身方唇、平沿内折、高束颈、宽肩、下腹收束、高圈足外侈。肩上两侧饰兽首半环形耳，或有衔环，下腹部饰兽首环鋬。盖上饰高浮雕式蟠龙，蟠龙两前肢着地，尾部环绕在盖上，龙首面部五官较为形象，上有双立柱形的双角。器身从上到下分为3个纹饰带，均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地，肩部双兽首环耳中间饰牛首或羊首，两侧饰对称的涡龙纹；腹部以下腹部的兽首形鋬为中心，展开满幅的兽面纹；圈足上饰对称的长尾夔纹。铜罍整体造型端庄，装饰夸张华丽。
上述4件铜罍在装饰上仍不尽相同，各自具有一些个性特征。肩部双耳中间的兽首在几件铜罍上的表现方式不完全相同，喀左北洞村铜罍上的兽首为较抽象的浅浮雕式兽面，与肩部其他纹饰基本在一个平面上（图一，1）。竹瓦街1号窖藏1号铜罍兽首为高浮雕式的羊首（图一，3）。叶家山M111∶120铜罍为高浮雕式的牛首（图一，4）。此外，在兽首两侧的涡龙纹口之上，竹瓦街1号窖藏2号（图一，2）和叶家山M111∶120铜罍饰对称的牛纹，头部与中间的兽首连接，由此推测，竹瓦街1号窑藏2号铜罍兽首也应该是牛首。在兽首耳的装饰上，北洞村铜罍装饰较少，其他3件则在兽耳及身上多出夸张的冠状装饰等。盖上蟠龙的兽角上，北洞村铜罍仅为短柱，其他几件或柱上有齿，或为冠状，较为繁缛。4件铜罍并非完全一致，总的来说，北洞村铜罍装饰略微朴素，而竹瓦街1号窑藏的2件铜罍和叶家山M111∶120铜罍则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接近一些。
这4件铜罍的年代都较为明确，为西周早期。整体形制与其他铜罍差异明显，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暗示它们可能有相同的来源，并存在某种联系；而各件细节的差异则预示它们可能并非在某单一地点制作，而是产于不同的地点。
二、其他相关铜罍的发现
上述4件铜罍盖上生动的高浮雕式蟠龙，是明显特征，若除去铜罍盖的差异，则还有多件西周早期的铜罍，在器形和器身纹饰上与它们相近。这类铜罍在上述部分地点有出土，在陕西等中原地区墓葬中也有出土。
彭县竹瓦街2号窖藏（1980年）出土1件铜罍，除盖上柱状捉手外，器形和纹饰均与北洞村2号窖藏铜罍比较接近，不同之处是兽首非高浮雕式（图二，1）。随州叶家山M28出土1件铜罍（M28∶177），盖为圆形捉手，器身纹饰与竹瓦街1号铜罍相似（图二，2）。1966年，在陕西岐山县贺家村一座墓中，出土1件无盖的夔纹铜罍，其器形与上述铜罍几乎一致，装饰与竹瓦街1号铜罍比较接近，只是兽首已经脱落。该铜罍原来应该也有器盖，但具体形制已经不明。贺家村的这件铜罍双耳上无夸张的冠状装饰，显得较为简洁（图二，3）。
与带有蟠龙形盖的兽首铜罍相比，上述3件铜罍除盖外其他方面的特征几乎与之完全一致，只是盖为更常见的样式。总的来说，这3件普通的兽首铜罍与蟠龙兽首铜罍在形制上存在密切的联系，在装饰上仍然与其他铜罍区别明显，可与蟠龙兽首铜罍视为一类。这些铜罍在形制上的共性特征，暗示它们或许有着相似的来源及文化背景。
三、年代分析
在上述4个出土地点中，北洞村、竹瓦街和叶家山都位于周文化的边缘地区，尤其是北洞村和竹瓦街两地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差异明显，叶家山则已临近周文化体系的南部边界。贺家村的铜罍则出土于周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周原地区，是目前唯一一件出土于中原核心文化区域内的兽首铜罍，可能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上述数件蟠龙兽首铜罍，年代或有早晚，但均在西周早期阶段，则没有疑问。较为集中的出现在西周早期，看似较为突兀，实际上在更早的殷墟文化晚期已经有这种铜罍的踪迹。2004年，殷墟大司空发掘的M303中，出土1件带盖铜罍（M303∶59），器身作侈口，方唇，束颈鼓腹，下腹斜收，喇叭形高圈足。肩部饰对称的兽首形环耳，内衔环，下腹一侧置牛首鋬。盖为瓜棱形子盖。器身纹饰从上到下可分为4个部分：颈部两周凸弦纹；肩部饰六夔纹和八涡纹相间；上腹部饰3组双身的兽面纹，下腹饰6组对夔的蕉叶纹；圈足饰6组共目双尾兽纹（图三）。对比M303的这件铜罍，蟠龙兽首铜罍器身的形状几乎与之完全一致，尤其是兽首形双耳及下腹的兽首鋬等附属构件的设置都非常接近。蟠龙兽首铜罍身上的纹饰带分布也与之较为相似，构图也比较接近。M303这件铜罍上腹部的兽面纹造型与蟠龙兽首铜罍兽面也比较相似，只是到了西周早期兽面占据了下腹蕉叶纹的位置，铺满了整个腹部，有更加夸张的装饰效果。大致可以认为，西周早期的蟠龙兽首铜罍就是从殷墟大司空M303这类铜罍发展而来的，器形几乎完全承继而来，纹饰上增大了兽面装饰的幅面，多出了兽首、蟠龙等高浮雕的装饰，这些都使得其视觉效果更加夸张，进而形成其特别的风格。
由上可知，西周早期的蟠龙兽首铜罍是殷墟文化晚期铜罍发展的产物，上述几件蟠龙兽首铜罍均脱胎于此，而到了西周早期之后，相隔较远的各个出土地点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或传播路径呢？
首先，要进一步厘清各件铜罍的相对年代，如前所述，它们的形制都非常接近，不易分辨其年代关系，需要从共出的其他器物来判断。
北洞村2号窖藏还伴出有方鼎、圆鼎、方座簋等同容器，其中方鼎和1件兽面纹圆鼎的特征与殷墟晚期铜器接近，应该是殷墟晚期的器物；而蝉纹圆鼎和方座簋则具有西周初年的特征。另外，2件器物上有族徽铭文，这也是商末周初铜器的一个特征，且部分见于商代晚期铜器上，与商王室有关。所以，从伴出铜器来看，北洞村2号窖藏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前段，器物的年代则包括了殷墟晚期和西周初年两个阶段，其中的铜罍亦为西周早期前段。
竹瓦街1号窖藏同出的还有尊1件、觯2件和其他3件铜罍。尊和觯的形制均有殷墟晚期的遗风。尊的造型与安阳戚家庄M269∶14尊较为接近，腹部上下各饰两周凸弦纹、中间饰两组大兽面的风格则与西周早期诸多墓葬出土的尊接近，如灵台百草坡M1∶15“母辛尊”等。两件觯造型和构图风格与殷墟郭家庄M1∶25“戈”觯、泾阳高家堡M4∶12“保父丁”觯、张家坡1961年M106∶7号觯等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偏早的觯相似。综上，尊和觯的年代大致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其他3件铜罍则与蟠龙兽首铜罍年代接近，均为西周初年。竹瓦街2号窖藏的年代与竹瓦街1号窖藏接近，也都和北洞村2号窖藏等年代相近，且铜罍在其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与上述两处窖藏不同，墓葬出土的铜器具有更强的共时性，年代指向更为明确。贺家村西周墓中出土鼎、簋、尊、卣、角等铜容器，且多见“史”家铭文，年代特征较为清晰，为西周早期偏晚（约为康王）时期。叶家山M28和M111的出土器物丰富，根据目前学者的研究，年代均为西周早期，M28约为西周早期偏晚，发掘者认为是昭王时期，M111中出土了1件附耳垂腹方鼎（M111∶73），其年代较M28更晚，可能已经接近西周中期。
通过分析，在蟠龙兽首铜罍出土的几处地点中，北洞村和竹瓦街的3座窖藏年代略早，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贺家村西周墓和叶家山M28、M111等墓葬年代稍晚，为西周早期偏晚。
四、文化渊源与传播路径
贺家村西周墓出土的蟠龙兽首铜罍是目前唯一出土于中原文化区内的铜罍，其他均出土于周文化区的边缘甚至边缘之外。在谈到这些铜罍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能很容易地认为是中原文化向外扩散的结果，具体而言就是贺家村的这件铜罍影响了其他地区，但分析显示贺家村器物群的年代明显较北洞村和竹瓦街晚，因而影响到这两个区域可能性不大。
如前所述，西周早期的蟠龙兽首铜罍在形制上均承袭于大司空M303∶59这类铜罍，只是造型上变得更加夸张。在上述器群中，喀左北洞村2号窖藏的方鼎、圆鼎及方座簋等均具有较为典型的中原殷墟文化特征，是在吸收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基础上而来的。大凌河流域的其他诸多铜器群均具有这样的特征，如出土铜器较多的山湾子窖藏，其中多数器物也与中原地区高度一致，当然也有一些造型更为夸张的器物。因此，包括喀左北洞村2号窖藏在内的大凌河流域商末周初的铜器群均来源于中原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得到或自制了这些铜器，成为当地文化的一大特色。由此，大凌河流域诸铜器也是殷墟之外年代最早的。从这样的文化背景来看，北洞村2号窖藏的蟠龙兽首铜罍是其中最早的一件。
从铜罍的形制看，竹瓦街1号窖藏的蟠龙兽首罍与北洞村2号窖藏铜罍最为接近，两者时代也较为相近。从铜罍的组合方式来看，竹瓦街1号窖藏为5件（图四），且其中4件为两两相同，竹瓦街2号窖藏中仅4件，但已有学者分析其中原本为5件，组合方式与1号窖藏一致。年代为商末的北洞村1号窖藏中铜罍也为5件（图四），其中2号铜罍形体较大，其他4件基本一致，组合方式与竹瓦街窖藏类似。鉴于北洞村诸窖藏年代较早，以及竹瓦街窖藏铜罍的组合及形制方面与之高度相似，我们推测，竹瓦街蟠龙兽首类及所谓“列罍”的组合方式均与大凌河流域以北洞村窖藏为代表的遗存有关——竹瓦街的蟠龙兽首铜罍的原型及组合方式来源于北洞村窖藏等地。
叶家山M111铜罍年代最晚，大致可以排除其像北洞村窖藏一样，接受中原器物并改造的情形，而是受到了其他地区影响。从地理位置及文化联系来看，长江中游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一直有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前面分析过叶家山铜罍的形制与竹瓦街的相当接近，因而叶家山M111及M28铜罍可能是受到竹瓦街铜罍的影响而出现的。
至于关中地区的贺家村铜罍，其年代也较晚，是殷墟文化延续的产物可能性较小。从地理格局来看，关中地区距离成都平原较近，两地之间在西周早期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往来。同属关中地区的宝鸡国墓地中，就有较多器物具有成都平原风格。贺家村铜罍最有可能受到成都平原竹瓦街蟠龙兽首铜罍的影响，经过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据此，可以理解贺家村铜罍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中原文化圈受到外围影响的又一例证。
从上述分析可知，造型独特的蟠龙兽首铜罍的原型源自中原殷墟文化，在商末周初传入大凌河流域的青铜窖藏之中。大凌河流域经过改造，制作出个性鲜明的蟠龙兽首铜罍，并在铜罍的组合方式上有所创新。在稍晚的成都平原上，竹瓦街窖藏中也出土了与大凌河北洞村窖藏类似的蟠龙兽首铜罍，甚至包括铜罍的组合方式、埋藏环境，均较为一致。两地虽相隔遥远，但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将两地联系在一起，成都平原的蟠龙兽首铜罍也经由这一线路从大凌河地区传入。之后关中地区和湖北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蟠龙兽首铜罍及相似铜罍，均可能与成都平原竹瓦街铜罍有密切联系（图五）。
以上描绘的蟠龙兽首铜罍的传播图表明，在西周早期，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文化传播带仍然存在，其影响甚至已达长江中游地区。这种情形暗示，地处中原文化区边缘甚至外围的各文化区之间，在商周时期实际上存在比较密切的文化交流，通常这种文化联系又与中原文化区若即若离，即不依靠中原文化圈而独立存在，并交流着各种文化信息。而中原文化区域，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外围文化圈的“逆向”影响，岐山贺家村铜罍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由蟠龙兽首铜罍等各类文化介质联系起来的边地外围文化圈，丰富了中原文化向外影响的路径，加强了所谓“文化边缘区”之间的联系，成为早期文明传播的特殊途径。
作者：田剑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