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大王”余名钰

编者按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营工矿企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内迁。渝鑫钢铁厂是抗战时期的主要钢厂之一，它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1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参观渝鑫厂，为其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而渝鑫钢铁厂的创办者正是宁波人余名钰，他也成为了钢铁界的知名人物。2019年第二期宁波帮博物馆馆刊刊登了《“钢铁大王”余名钰》一文，以志纪念。

简介

余名钰

余名钰（1896-1962）,宁波镇海大市堰人，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获冶金学硕士学位。在抗战时期，被称为“钢铁大王”。他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炼钢电弧炉，出版了《贝氏炉炼钢》和《铸铁》等专著，为我国钢铁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全文共3048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出国留学 学成回国

1917年，大学毕业后的余名钰深感中国应有自身的冶炼业，依靠外来供应是“国家的大损失，亦是民族大危机”，遂决定赴美国留学，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1918年，获冶金学硕士学位。余名钰注重求真务实，在美期间，主动到加州等地的矿区工作，任实习工程师，以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

回国后，余名钰曾先后任黑龙江观都金矿工程主任、云南东大铜矿协理兼总工程师、云南大学主任教授、浙江丽水县县长等职。丰富的社会阅历，为其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0年8月，垦业银行行长梁任南邀请余名钰赴上海任南昶铜厂总工程师。1934年，余名钰与有姻亲之谊的方文年（镇海桕墅方家人）等合资，在上海杨树浦路创办了大鑫钢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余名钰担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方文年之子方子重任厂长。

在余名钰、方子重的带领下，大鑫钢铁于当年9月正式投产，主要生产小钢锭和铸钢、铸铁件等。当时，上海江南、瑞镕、耶松、合兴等各船厂以及美商电力公司、法商水电厂、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公共租界工部局等中外厂商机构等所需机件材料，皆向大鑫订购。京沪、津浦、陇海、粤汉和华中一带铁路所需配件，亦多数由大鑫厂供给，另有一部分业务为协助上海、金陵等兵工厂制造国防需要的材料。由于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产品供不应求。大鑫钢铁进一步加大投入以扩大生产能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电炉炼钢技术并自制轧钢机，实现了炼钢、炼铁、轧钢一体化生产。钢厂注重产品质量，深受用户欢迎，逐渐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实力雄厚的钢铁厂。

抗战时期 内迁重庆

1937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将上海作为战争第二策源地，大规模侵略东南沿海地区，国内时局日益严峻。地处虹口的大鑫钢厂早已引起了日本人的注目，遂以利相诱，要求与之“提携合作”。余名钰“自念抗战关系国家存亡，吾人不容置身事外，坐视民放之沦亡”，断言拒绝日军的要求。

“鉴于日侵略日见露骨，国势将酿成巨变”，为保存工厂资产，余名钰曾谋划将部分炼钢设备与两个合作厂龙潭水泥厂和公大机器厂迁于南京浦口之间。万一战事起而发生沪厂被毁，尚留有南京厂可资生产。但“七七事变”突起，他不得不决定将钢厂内迁。

大鑫钢厂是国内第一家呈请内迁的企业。1937年8月5日，余名钰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正式提交申请内迁报告。呈文报告字字饱含共赴国难之情，体现了余名钰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钢铁是战事兵工厂生产的必须原料，所以大鑫钢铁厂的请求得到了当局政府的迅速回应。

然而“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迅速占领虹口一带，使得交通断绝，设备资产无法转运。余名钰不得已将全厂资产假借买卖方式，交由德国人孔士德代为保管，并设法倒填年月向德国领事馆登记，以便将各种炼钢器材分批先运至法租界。

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将大量的冶炼设备迁移转运，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8月28日，大鑫钢铁厂的设备资产从苏州河运出上海。在余名钰的带领下，“经半月余共同努力，俟器材与人员得于9月7日达镇江转装轮运，卒于9月16日抵达汉口，圈定武昌红山簸箕山基地五十余亩为厂址。”然不料南京沦陷，万一江阴失守，敌舰直逼武汉，恐颇感危机，国民政府发出“一切工业必须移到重庆大后方，方以保安全。”1937年11月，大鑫钢铁厂奉令迁到重庆，余名钰恐人地生疏，无法立足，“于是一方商洽运输，一面电询川中情形”，谋求与本地合作。当时，四川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表示愿意合作，遂与民生公司合资组建了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要股本出自卢作孚、余名钰、郑壁成、方文年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卢作孚为董事长，余名钰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董事长卢作孚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运作，实际上由总经理余名钰全权负责。

△图为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民生公司虽为川河唯一的航运公司，但战事紧急，一切船只必须先满足军运和兵工器材运输，所以也帮不上忙。为及时将武汉的设备运到重庆，余名钰便租用驳船七艘及拖船两艘，将冶炼设备由武汉运至宜昌，抵至宜昌后再交民生公司至重庆。1937年12月27日，大鑫钢铁厂冶炼设备分五批向重庆迁移。迁运货物共计728吨，包括4座炼钢炉、16台车床，7台刨床、7台钻床、1台铣床、42台马达等主要设备以及一大批原料。

余名钰到达重庆后，经过20多天的奔波，终选定厂址在江北土湾（今为沙坪坝土湾）。随后就因陋就简，建造厂房，安装熔炉，恢复生产。因抗战需要，1938年至1939年的主要业务为政府的军事订单。后转向民用生产，1938年夏，城塞局需用钢筋，于是将完成之10寸轧钢机装置于江北石马乡分厂，10月试产，11月出品。之后又生产各种规格型号的钢材，如扁钢、方钢、圆钢、竹节钢、螺纹钢等，来满足社会需要。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渝鑫钢铁厂年需焦炭达三百至五百吨，为保证生产，获取原料便利，钢厂与矿山合作，自办煤矿。渝鑫钢铁厂先后投资合办了江北石马乡分厂、北碚江家沱分厂、长寿詹坨分厂、彭承矿洞岩铁矿厂、北碚童家溪煤矿、深炭沟煤焦矿、清平炼铁厂、石柱县氟石矿、中国金属制片这9个分厂。

渝鑫钢铁厂是抗战时期的主要钢厂之一，拥有5吨平炉一座，1吨电炉两座，1吨贝司麦炉两座，3吨熔铁炉五座等，员工人数逾两千，每月生产灰口铁140吨，钢锭150吨，钢品100吨。1939年至1945年期间共炼钢6058吨，炼铁5585吨。

渝鑫钢铁厂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余名钰也成为钢铁界的知名人物。1942年1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参观渝鑫厂，为其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图为周恩来为渝鑫钢铁厂题词（1942年1月14日）

抗战胜利后，余名钰于1946年回到上海，得知大鑫厂当时没有及时迁移的资产在上海沦陷期间落入日商之手，后被国民政府接管。于是几经申诉，获准由其租用经营。同年11月，余名钰以后方复员工厂——渝鑫钢铁厂的名义，承购了敌产日亚钢铁厂。1947年1月，受聘于官商合办的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同年6月，上海市钢铁炼制工业同业公会成立，余名钰又被推举为理事长。1948年 8月，国民政府以政治力量强制限制钢价，身兼数职的余名钰遂在上海市社会局召开的同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会上直言陈词，斥国民政府为“发展工业的克星”。

应邀赴疆 开办钢厂

新中国成立后，日亚钢铁厂改组为益华钢铁厂，余名钰任该厂总工程师。1950年8月，受国务院重工业部之聘兼任钢铁工业管理局顾问。1951年，余名钰应王震的邀请赴新疆参加钢铁工业的创建工作，担任新疆八一钢铁厂的总工程师。

早在1943年5月，余名钰就曾赴新疆筹划钢铁厂。此次再赴新疆，余名钰决定举家西迁，并让同是冶金工程师的儿子余宣扬，也参与到新疆的钢铁工业建设中来。1951年8月，余名钰将上海益华钢铁厂连同部分职工家属一起迁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952年4月30日，八一钢铁厂一号高炉出铁了，王震亲自来到工厂，和工人们一起迎接在新疆出炉的第一桶铁水。铁水映红了王震的脸，振奋了所有在场人的心。

△图为1943年渝鑫钢铁厂电炉车间

1955年，余名钰从新疆调回上海，指导公私合营大发铸铁浇钢厂，将两座2吨酸性转炉改造成为涡鼓形碱性转炉，并成功地投入生产，开启了上海钢铁工业发展涡鼓形碱性转炉炼钢之先河。1956年7月，他在冶金部召开的第一届转炉炼钢经验交流会上，发表了题为《蜗鼓型碱性侧吹转炉吹炼高磷生铁》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其成果在全国推广应用。

1958年，上海大批建造的涡鼓形碱性转炉，成了这一时期上海钢产量高速增长的主力军。1960年，余名钰再次到新疆，试炼成用作拖拉机履带的高锰钢，为成批制造农垦机械做出了新的贡献。

△图为余名钰1950年著《铸铁》

1962年11月30日，余名钰病逝于北京，终年66岁。在农垦部为其建造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评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参加创建新疆钢铁企业工作，并在创建中表现了卓越的科学技能和热爱祖国的革命热情。”

END

作者

郑毓岚

宁波地方文史爱好者，曾参与编写《中国共产党镇海历史（第二卷）》《梦枕骆驼桥》《遗梦骆驼桥》《蛟川杂记》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