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换亲】◆董瑞芹
换亲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家乡一种很盛行的风俗。之所以盛行，原因无非有二：一是男方人才确实一般，或丑或矮，单靠自身条件讨不着媳妇，需要自己姐姐或妹妹给对换一个；二是家境窘困，通过换亲，可以相互制约，能节省一部分礼金。
于是乎，就忙活了一种行业人——媒婆。
印象中，在我村能称得起媒婆这个称谓的，首数张家嬷嬷。硕大的身架，微驼的背，偏襟的深蓝布大袄，松垮垮地套在她弓型的身躯上，脚上经常汲一双踩烂了帮的黄球鞋，这鞋大都是她的儿子们穿下来的，张嬷嬷家共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
据说张家嬷嬷创造了“九转”的辉煌业绩。这“九转”，顾名思义，就是说共有九个家庭的儿女被媒婆牵线到同一个换亲的链条圈子里，张家的女儿到王家做媳妇，王家的女儿嫁到李家，李家的女儿嫁到陈家……以此类推，到第九家的女儿时，就嫁到了开头的张家去做媳妇了。
这转亲，其实也就是换亲的深度延伸，所以，换亲相比转亲要简单一点，就是赵家的女儿去钱家做媳妇，钱家的女儿去赵家做媳妇，这个好理解。
转亲也好，换亲也罢，通俗的特点就是：定亲时，各家的花费得基本持平。这得需要媒人给提前约定好，定亲那天到乡里的供销社买东西，赵家的女儿共花费了三百九十元；那么，等到钱家的女儿进合作社买东西时，最多也不能超四百。赵家女儿的七大姑、八大姨，一共来十六个人到钱家吃订亲宴；那么钱家女儿到赵家吃订亲宴时也是去十六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相互均衡着，委实也节省了不少无谓的花费。
那时的乡供销社，好像专门挣这订亲的钱。我参加过一次陪准媳妇买东西的场景，柜台上扯得一床被面，远高出外边露天集市上好几倍的价钱。售货员拿木板尺子比划着一番丈量，随即那“唰唰”的扯布声，就开始在供销社的四壁川堂里清脆的回响。准小媳妇手捏布料时的浅笑嫣然，与准新郎官掏钱时极力讨好的献媚，还夹杂着几许局促不安的窘迫，在我脑海里形成一幅定格的清晰画面。那准新郎官的讨喜献媚，是眼看着刚相过亲没几天的准媳妇，打心眼里压制不住地高兴啊！窘迫也许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尴尬——装在裤兜里薄薄的钱夹……
当然，在浩瀚的换亲队伍中，不乏也有控制不住、相互不均等的消费，这就需要媒人从中调合，或后期补买一身衣服布料，或允诺到结婚时多陪送一张八仙桌或一对小木椅子等做找补。总之，媒人在换亲中起关键性作用。
在那样一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没有手机电话，没有代步工具，就靠媒人的两条腿走路，一张嘴来回传话，这也难怪我印象中的张家嬷嬷脚上那双旧鞋帮总是被踩烂的样子，露出脏兮兮的皴裂的后脚跟。
那时候，也许没有几个人敢在婚姻里奢求过多的幸福，更别说是换亲或转亲的婚姻。
前街我有一个远方舅母，为人尖刻，中年守寡，一人带大三女两男，大儿子是用二女儿给转来的媳妇，轮到二儿子说媳妇时，小女儿还小，就一直等到小女儿成年后才给换亲。这个三十多岁用自己妹妹换到老婆的二儿子，媳妇娶进门了，还是劣性不改，经常喝二两小酒，蹲在前街的墙角跟，懒懒地晒着太阳，眯着一双小眼，抽着纸卷的旱烟叶，开着半荤半土的玩笑话，“嘿嘿”地笑着，呲出布满了黑锈斑的大门牙。
终有一日，这老二在酒后惹恼了换来的刚烈小媳妇，抱起毒灭黄烟害虫的一瓶“乐果”农药，“咕咚咕咚”半瓶下肚，待我们这些中午放学的孩子们闻到喧哗声，围去他家院子时，横躺在堂屋地上的小媳妇嘴角冒着白沫，半睁着双眼，仍不忘抬手指着满地“叽叽喳喳”的小雏鸡，叮嘱我们几个小丫头赶紧给帮忙逮到鸡笼里去，她是在担心鸡仔喰食了摔洒在地上的农药。
现场一片狼藉，婆婆踮着小脚一溜小跑的举着半瓶莒县老白干，指挥着早已慌了神的老二，捏着鼻子给小媳妇灌到嘴里。我那些彼时愚昧的乡人啊，只知道这酒能解以往寻短见人喝下去的卤水，并不知道这酒和农药一兑掺，这人便更没得救了。
据说，在小媳妇死后，我那远房舅妈也曾天真地幻想，得把已经嫁过去的小女儿给叫回来，好再给老二换个媳妇。然，再落后的陋俗，也终不能把婚姻当儿戏，亲家方不上法院告他们，不率领大批亲朋庄邻，到村里来大肆闹腾，就已经很息事宁人了。何况在当时，通过换亲嫁过去的小女儿，已经怀了亲家方的孩子……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换亲都是悲剧式的收场。记忆中，在我的家乡，大部分通过换亲好不容易娶来的媳妇，都是格外珍惜、相敬如宾、中规中矩地过日子的。
东院二奶奶家的大姑和大叔、小妞子姑和二叔都是换亲结得婚。大叔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爷爷了，妞子姑的儿子也早当兵好几年了。大我七八岁的小妞子姑，简直就是我小时候的崇拜偶像，整天屁颠屁颠地跟在她们这些大孩子的后头玩。夏天的夜晚，一起玩藏猫猫、玩老鹰捉小鸡。一排溜七八个小不点，藏在妞子姑扮演的老母鸡身后，紧紧地拽着她的褂角，“咿咿啊啊”地叫着，惊恐地跟在她身后东躲西藏，妞子姑张开双手，弯着腰，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全神贯注地盯着虎视眈眈、凶神恶煞的“大老鹰”。我那会儿年龄小，通常也就是扮演小鸡仔的角色，三下五除二就被老鹰从队伍上给拽下来吃掉了！
妞子姑给二叔换亲嫁走时，我已上学住校，但心里很长时间还不是个滋味。其实妞子姑自己早就认知到她换亲的宿命了，二爷爷体弱多病，平时靠二奶奶和妞子姑抱着两根磨棍推磨做豆腐补贴家用，三个叔叔就得盖三套房子，除去盖房子外，是很难再积攒够正常说媳妇的彩礼钱的。那时候，说个媳妇得六百六或九百九不等的数额，还不包括进供销社买东西的费用，这对二爷爷家来说那简直就是三座小山样的天价负担，而换亲相比就少的多了，三百来块钱，足够！
倘若家里没有相仿的姐妹，那就真得靠自己努力了。当时我村东岭就有现成的氟石矿，买点雷管，开采来两拖拉机石头，弟兄几个相互帮忙盖起三间瓦房、自己能说上媳妇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是村里发家致富的楷模，或在东岭建了大棚养鸡、养猪，或一家种植好几个大棚，种上草莓、油桃、芦笋等经济作物。
这些当初自己能盖上房子、自己能说上媳妇的都是些“能人”，真是应了村里老人们口中那句称赞：“能人，就是能！从小能，到什么时候都能！”
村里也有典型的反例，一家四五个光棍，好不容易说来个媳妇，没过几年就给揍跑了的；更有好吃懒做、偷鸡摸狗、无所事事，和老父母积住在几间即将倒塌的土墙屋里混日子的，这混着混着，转眼就四五十了，真混成了光棍，也许在
他们沉闷抑郁的心里，也曾责怪过他们的老父母没给他们生个姐姐或妹妹，也就没法给他们换个媳妇来的吧！
至于张家嬷嬷，早已去世多年，一辈子说了数不清的媒，唯有自家没生女儿也就没法换亲。她的老幺儿子吃苦能干有出息，承包了村里的水库养鱼致富，孩子都已大学毕业，在城里安家落户、娶亲生子了。愿她老人家在地下安息！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党的富民政策像春风一样吹向祖国大地。四十多年以来，祖国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我的家乡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柏油大路横贯南北，各色车辆穿啸而过，沿路两边一座座三层别墅楼拔地而起，村里一幢幢红瓦白墙的农家小院恬静矗立，自来水到户，光伏电照明，户户通水泥路。勤劳的家乡人民，靠一双双强劲有力的大手发家致富、丰衣足食，各家吃香喝辣、欢声笑语，小日子一家更比一家过得红火滋润。
至此，关于我家乡换亲的风俗，也已经成为那段特定年代的一个传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