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火轶事
本文作者：刘继东
古人的话颇有道理：“烧在前，吃在后。”人类自从发明了火，开始了熟食，便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从而加快了人类的进化。慢慢地，人类的肢体更加灵活，大脑更加发达，思维更加敏捷。
然而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大地仍然存在着少吃无燃、食不果腹的现象。我家更是首当其冲，雪上加霜。在我五六岁时，我家为了躲兵匪、逃灾荒，举家从原籍清水河迁往后大滩察右中旗义发泉一带。这里当时一片荒凉，野狼出没。春天黄风肆虐，飞沙走石，常常白天点油灯；冬天北风怒号，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是平常事。
在这样的恶劣生存环境中，烧火、做饭、取暖成了头等大事。人们为了避寒，修建的茅庵小屋，普遍都是在原地挖下二三尺深，再垒一段墙，架几根桦椽，搭些秸秆，用泥一抹便是住房。屋里阴冷，昏暗，潮湿。听父亲说，为了烧火做饭、驱寒取暖，乘夏秋干旱时节，人们用锐利石头掏马莲、芨芨，砸黄棘、白棘。据说因为当时村里及周围没有铁匠，人们远到二百里以外的旗下营才能买回一个镐头，我家的镐头，一直用了三十多年。听母亲说，我的一个弟弟就是因为家里寒冷，患风寒感冒，无条件医治，在两岁时不幸夭折了。
进入六十年代，北方农村的烧火大事依然未能解决。尤其在“非常年代”，我家更是深受其害，苦不堪言。那时全村只有三辆胶皮车，到了冬天，村里要到二百里以外的独坝去拉上一些劣质煤面，以解决村民的烧火取暖问题。每户只能分得百八十斤。可叹可气的是，因我家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成分出身，分发燃料没有我家的份。
无奈之下，只好想别的生路了。那几年沙尘暴肆虐，经常刮得天昏地暗，白昼如夜。甚至有的人刮得迷了路，被冻死在野外。但刮大黄风，对我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刮来了烧柴。我家常备一把铁筛或大孔眼箩子，大风过后，我便戴上眼镜拿上麻袋出发了。到许多背风湾、凹地、漩涡沟、墙角旮旯筛取烧火柴，常常满载而归。就是这大黄风啊，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物资极度匮乏。到了后秋天，大地封冻前，地里的农活儿没有了。村里的人耧柴、拾粪、掏荆棘的，漫山遍野。农业社分的秸秆根本就不够烧，人们只能自己向荒山野岭进军。为此，我横下一条心，脱皮掉肉拼命干。记得1966年掏得荆棘最多，掏了一猪圈圐圙。这些荆棘可是好东西，那些粗根大棒，到冬天我家当大炭生火炉，细的烧火、做饭。幸亏有荆棘这东西，大人小孩才没被冻死。严寒冬天，每天晚上睡觉前烧一会儿，小家觉得倍感温馨。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生活水平便提高了。那时，我由民办教师招考为公办教师，家也搬到了公社所在地——义发泉。那时烧火之事大有转变，再不用因烧火而发愁了。但由于我家过惯了缺吃少烧的艰辛日子，对烧的问题始终不敢放松。
那年，我当中学校长，每个公办教师发了煤炭供应本，烧煤基本满足了。集体的煤本有节余，让需要的老师自己到煤炭供应点乌兰哈达去拉，多数老师因为钱不富余，也就没有去拉。那会儿，我每月三四十元工资，还有三个孩子上学，钱也比较紧。但我想到没有烧燃的艰辛，咬了咬牙，横了横心，终于做出了自己拉一大拖车的惊人举动。拉回后，将煤块儿和煤面儿分开，煤块儿生火炉用，煤面儿烧火炕、做饭用。再不用为烧火之事发愁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末，学校搞改革，撤销伙房，学生到教职工家吃住。这一下，我家就像有了预见，积存下的煤面可派上了用场。前后家里留宿学生四年多，在烧火问题上，从来没有困难过。反而还周济好些亲戚朋友，使他们温暖过冬。因为有积存煤垫底，日子过得很坦然。但烧火做饭还是尽量节约着用，比如拌湿煤烧火、做煤球、和羊粪，还有煤垫底烧碎柴等等。这样，既节约用煤，又能把其它燃料都充分利用掉，又能清理卫生积存肥料，真是一举多得。
总之，还是应了古人的话：“烧在前，吃在后。”细想起来，道理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