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对外的七条道路

从隋唐开始，随着统一王朝的推进，从中国到西方，一个完整的路线体系已经出现。隋代皇帝由于过分使用了征税机器，使得王朝变成了一个短命的朝代，但在开拓对外路线上，却比后来的唐朝更加进取，也为唐朝的对外交通做出了很多铺垫。

隋炀帝时期，对于中国海外道路的探索是海陆并行的。在海路上，公元607年（大业三年），隋炀帝派遣羽林骑尉朱宽入海，两次前往流求国，第二年派兵击败了流求，焚毁了国王的宫殿，带回了数千俘虏。

就在派遣朱宽的同一年，皇帝派出了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前往赤土国出使。所谓赤土国，是“扶南之别种”，也就是高棉人的一支，虽然现代仍然不能确定具体的方位，但很可能是在马来半岛地区。

在隋代的鼓动下，南方还有多个国家来到隋朝进贡。

除了南方各国，在西北地区，隋代也有着进取之心。由于之前中国支离破碎，对西域疏于插手，隋炀帝派遣了名臣裴矩负责西域事务，掌管在张掖地区与西域的贸易。裴矩一方面鼓励贸易，另一方面通过胡商获得西域的情报，整理成了一本书《西域图记》。这本书可以说是《大唐西域记》的先导，成了《大唐西域记》之前针对西方的最佳“情报书”。

此外，隋炀帝还派人出使西域，行程最远的是侍御史韦节和司隶从事杜行满，他们曾经到达了史国，获得了10个舞女、狮皮和火鼠毛；还到达了罽宾地区，获得了珍稀的玛瑙杯；以及更遥远的印度王舍城，获得了一批佛经。只是由于隋朝过于短暂，这些出使并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成就。隋末战乱之后，唐代重新开辟了这些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隋、唐两代，中国通往海外的道路大致上分成了七条，如果仅仅聚焦到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属于七条中的一条）上，又有三条子通道。

所谓七条道路，指的是：

第一条是从营州入安东道，这条路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国内的通道，是从河北地区直达黑龙江地区的路。

第二条是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也就是从现代的山东半岛烟台、蓬莱等地区，乘船跨越渤海，前往辽东半岛，再跨过鸭绿江前往朝鲜半岛。

第三条是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这条道从陕西北部，经过沙漠地区前往河套，再渡过黄河大几字湾的上面一横，在阴山南麓前往大同和云中地区。

上面这三条道路，大部分路线都已经是在今天中国内部了，第四条道虽然现代依然是国际道路，却也不复杂，是从中受降城前往蒙古国回鹘地区的道路。

中受降城位于黄河以北的河岸上，在阴山的南侧，而唐代的回鹘所占据的地方，恰好是后来建立了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的所在，在蒙古国中部杭爱山东麓，有一个巨型的谷地叫鄂尔浑谷地，这里是蒙古地区气候条件最好的所在，也成了历代游牧民族的大本营，不管是匈奴人、突厥人还是回鹘人、吉尔吉斯人、蒙古人，都曾把宫廷设在这里，就连契丹也曾在这里建城。这条路就是从中国北部穿越大戈壁前往蒙古国之路。

前面四条道都在东北部和北部，而后面三条道才是更加遥远的、覆盖了广大内陆亚洲和海上亚洲的道路，它们分别是：从新疆地区去往中亚的道路（安西入西域道）；从越南境内经过云南、缅甸，从陆路进入印度的通道（安南通天竺道）；以及从广州和交州，通过海路前往海外的道路（广州通海夷道）。

在这里，我们把越南去往印度的通道留在最后，先说南海道。这条道从广州上船经过占婆，环绕越南南部，去往马六甲海峡，再绕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到爪哇，从巽他海峡西行，经过尼科巴群岛到达师子国（斯里兰卡），还可以绕过印度次大陆的南端，直接前往印度的西海岸。这条道在唐代时，依然是被印度、波斯和后来的阿拉伯人所控制，但唐代人对此已经非常熟悉，除了许多高僧使用，也是商人们最倚重的道路。

此外，更加复杂的是西域道，这是因为西域道又出现了三条岔道，这三条岔道在隋代就已经开通，如果放到现在，三条道去往的中亚地区，恰好对应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三个国家，塔吉克斯坦道又可以分出去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支线。

根据裴矩的记载，三条岔道都可以以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为终点，第一条北道，前面部分是玄奘走的路线，即从瓜州直接过莫贺延碛，经过伊吾前往高昌，之后脱离玄奘走的路线，从天山以北经过伊犁河谷进入哈萨克斯坦，沿着草原一直向西，经过里海的北岸，穿越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高加索山脉（甚至有可能绕道黑海北岸），前往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条道是游牧之路，也就是突厥人开发出来的道路。

第二条中道，是走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的北侧各个国家，到达喀什附近后，向西翻山直接进入费尔干纳谷地的道路。这条道是当年张骞走的路，到达费尔干纳后，再沿河中地区南下巴尔赫或者木鹿，进入伊朗境内，沿着里海南侧去往君士坦丁堡。

第三条南道，是从塔什库尔干经过帕米尔高原，到达阿富汗北侧的吐火罗地区（玄奘回程的反向），或者直接进入巴基斯坦（法显和宋云的路线），再从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走海路或者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

这三条路基本上涵盖了整个西域的地理，也就是说，到唐代为止，从新疆地区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被开发完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