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飞||保德林遮峪遗址探究 / 开普饭

堡梁全景

保德林遮峪遗址位于保德县林遮峪村南1.5公里一个叫做堡梁的台地上。台地座东向西，呈东高西低斜坡状。台地西面是由黄河滩底开始的石山陡坡，台地北面、南面是两条很深的自然冲沟，台地东面经一处略微低落得凹地与后面的连绵不断的丘陵地相连。

1971年11月27日林遮峪生产大队组织农民在堡梁修“大寨田”，按照划段作业的办法农民刘五孩接受了任务。刘五孩动工十多分钟便挖开了一个硕大的层叠磊放的器物坑。值得庆幸的是这批器物被完整地保存起来。经清点器物共四大类279件，这批遗物是与人骨骼一同出土的，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处墓地，这些器物应该是殉葬品。第一类青铜器。食器4件：鼎2件，其中一件垂叶三角纹鼎罕见。铃豆2件，形制相同。酒器3件：瓿2件，提梁卣1件。卣底内有一动物形“族徽”符号。兵器3件。铃首剑1件，斧1件。车马器19件。车軎2件，舆栏饰4件，双球铃2件，单球铃3件，车铃1件，马铃1件，铜泡3件，管形器1件，钩形器1件，圆形饰1件。第二类玉石琮2件。第三类装饰品。有琥珀、缘松石、玉、骨珠状、管状、圆盘状及梅花状饰品18件。有赤金弓形饰2件。有金丝装饰品6根。第四类货币。铜贝109枚，海贝112枚。

垂叶三角纹青铜鼎

铜贝：中国第一枚金属铸币

海贝

这次发现是农民平整土地时意外收获，尽管地层关系、墓葬性质、年代所属等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但是由于出土的文物数量较多，器物时间较古，因而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所以1983年山西省政府把林遮峪遗址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对象。

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了配合国家文物局“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农业、环境和文化”课题研究，在林遮峪古遗址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发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堡梁古堡墙遗址

这次发掘选择了三个点进行布方，第一地点位于城墙附近，布方2个，目的是探究城墙的修葺方法和时代。第二地点位于遗址中心区偏南，布方2个，目的是了解文化层堆积情况。第三地点位于遗址中心区略偏北，目的是探究窑洞式房子基础和灰坑。

灰陶罐

140米。石墙最宽处有3层台阶状阶地，每层阶地宽5—14米、高3—5.5米。石墙的修筑方法是：先在石墙外侧(东端)挖一个较深的壕沟，壕沟中的泥土先利用自然的台地夯筑或将生活区垫平，然后用石头或石片包砌第一层台阶，顺次往上做第二层、第三层台阶。石墙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安全的生活环境。房子有窑洞式和半地穴式2种，门道向东或东南。房子中门道北侧仅出土石刀4把，叠放在一起。在一条向南流的冲沟回填土中发现有灰沟、灰坑。墓葬排列整齐，头向一致，应是专门选择的墓地。遗物主要是陶器，按照器型、纹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A、庙底沟文化类型有泥质陶尖底瓶、彩陶钵、彩陶盆；夹砂陶弦纹罐等。B、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有小钮的尖底瓶。C、阿善文化类型和老虎山文化永新店类型最多，夹砂陶和泥质陶的比例约对等；以灰陶为主，可见少量红褐陶和红陶；纹饰最常见有篮纹、绳纹、附加堆纹、划纹、剔刺纹、方格纹、素面、磨光等；器形有罐、盆、斝、豆、器盖、瓮、壶或尖底瓶等；还有少量的纺轮、石斧等生产工具。D、朱开沟文化类型仅见少量的三足瓮、肥足鬲、浅盘高柄豆盏等。但是这次发掘没有发现预期的商代晚期与1971年发现的铜器墓相关的遗存。

林遮峪古遗址两次发掘所发现的材料没有共同性，应该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范畴。

1971年林遮峪村民发现的墓葬遗物主要是两类，一类是青铜器，另一类是金、玉、石、贝器。青铜器是所有文物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中就有发现，从殷商时期一直延续到唐代，存在了有2500多年之久。而且中国的青铜器包括了礼器、饮食器、工具、兵器几乎所有与人类生活生存有关的器物类型。所以青铜器研究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课题。考古学研究青铜器，首要的是断代，而断代又是最难的。历来的断代主要依据器型、纹饰、工艺、铭文四方面的情况，但是这四方面的情况都并不可靠。一些作伪的青铜器器型、纹饰、工艺完全可以达到真品的水平，最可靠的铭文绝大部分没有准确的纪年，对于准确断代也显得力度不足。林遮峪古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铜仿贝中包含有不少具有断代意义的信息。第一件是素面鼎上的修补铆钉。青铜礼器盛行于商、西周，这没有问题。但是用铆钉修补青铜器，在商、西周似乎还没有这种工艺技术。铆钉的出现应该在春秋以后至战国时代。第二件是豆。豆是重要的礼器，在祭祀的时候用来盛放肉羹之类。这种礼器最早的见于西周，盛行于两周。第三件是铃首剑。剑这种兵器在中国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但是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中原地区的剑一般是长剑。林遮峪出土的剑不是很长，是一柄长匕首的长度，还有一个铃首。根据这两个情况，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短剑是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兵器，这件青铜器属于“鄂尔多斯青铜器”。林遮峪出土的青铜器中铃豆、车铃、马铃也都有“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比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略迟，大概肇始于商代晚期，发达于两周。第四件车軎。西周以前车軎上面没有辖，西周以后有了车辖。林遮峪出土的车马器中有完整的两件车軎，虽然没有看到车辖，但是车軎上有用于穿辖的孔，因此可以说是有辖的。因此可以认为这批车马器是两周的东西。第五件铜仿贝。铜仿贝109枚，是与玉器、金线等一起放在提梁卣里面的。贝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大概在商代晚期，最早是海贝。随着用量的增加和海贝的稀有，逐渐有了各种仿贝，比如石贝、玉贝、陶贝、骨贝，用铜仿贝应该在各种仿贝之后。铜仿贝比之于海贝和各种仿贝，有着易于批量制造、标准的一般等价诸多优点。铜仿贝和骨仿贝出土于一件器物之内，说明那个时候各种仿贝同时流通使用。海贝开始于殷商时期，各种仿贝盛行于商末、西周，到了东周时期贝币逐渐退出流通。综合以上这几件器物的情况，可以认为：一、这批青铜器是西周以后的器物，可以认为是东周早期的东西。二、这批青铜器是中原青铜器与鄂尔多斯青铜器互相渗透交流的产物，文化上的交汇说明中原地区与北方地区在很早的时候就在不断的融合中创造着共同的文明。

2005年山西省考古所对林遮峪堡梁古遗址进行的发掘，主要发现也是两类，一类是遗物，另一类是遗迹。

遗物除极少量的纺轮、石斧外，大量的是陶器碎片。初步整理大概有四种类型：第一种庙底沟文化类型，有泥质的尖底瓶、彩陶钵、彩陶盆，有夹砂陶的弦纹罐。第二种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发现不多，仅见底部为小钮的尖底瓶。第三种阿善文化和老虎山文化永新店类型，这一类型发现最多，既有泥质陶也有夹砂陶。以灰陶为主，还有少量的红褐陶、红陶。纹饰丰富，有蓝纹、绳纹、附加堆纹、划纹、剔刺纹、方格纹、素面、磨光等。器型有罐、盆、斝、豆、器盖、瓮、壶或尖底瓶等。第四种朱开沟文化类型，发现不多，仅有少量的三足瓮、肥足鬲、浅盘高柄豆盏等。以上这四种文化类型从地域而言，包括了沿长城一线南北展开的北方考古区和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考古区。从时间跨度而言包括了自公元前3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2400年时间。这个时间跨越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大段，甚至延伸到青铜时代。一处文化遗存在空间和时间上包含这样广泛的内容实在是不多见的。基于这些情况，可以认为林遮峪堡梁出土的陶器是一种混合状态的文化遗存，是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互相交融的一种状态，时间上以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比较合适。

遗迹主要有四个种类。第一种是石砌城墙，第二种是房子，第三种是墓葬，第四种是灰沟、灰坑。房子有窑洞式和半地穴式两种，其中有火塘，有灰沟、灰坑，说明已经有了相当的文明，渔猎经济中已经有了农业的成份。墓葬排列很整齐，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有了层级，而且是一个很有组织的聚落。遗迹中最有意义的是石砌城墙。结合陶器，这一处遗址大致应该确定在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盛期（前3900——前2000）。那么，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区很少见到这种石砌城墙，典型的仰韶遗址、半坡遗址、庙底沟遗址、龙山遗址都是这样。倒是北方文化区这一时期却见到了不少这样的石砌城墙。比如阿善文化、海生不浪文化、老虎山文化的一些典型遗址的石质围墙。石砌城墙的出现说明了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有了很严密的组织。

综合以上这些情况，可以认为林遮峪堡梁古遗址是一处原始社会人类聚落，这个聚落已经进步到城邦式时代，主要特征应当属于北方系统，但是又有着非常鲜明的中原文化内容。遗迹的存在时间应当与发现的陶器、石器相一致，属于龙山文化，向下可能延伸到朱开沟文化的末期（前1500年）。

尽管经过两次发掘，林遮峪古遗址的考古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处遗址还有好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陶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多。红陶、黑陶、褐陶、灰陶都有发现。纹饰不仅有简单的绳纹、篮纹，还有彩绘。整个堡梁，到处都是各种陶器碎片。这样丰富的陶器，应该有陶窑存在，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再如青铜器的主人。既有鼎瓿等重要礼器，也有兵器、车马器，更有类似权杖性的器物，如果按照中原地区的礼制，这个墓主人身份等级是相当高的，它是什么人？除此之外，在堡梁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比如在遗址的下端，有一个石砌的碉堡性的建筑，这是什么时候的遗迹？再如在堡梁的下沿，石头平面上有人工凿开的圆形孔洞，开凿于何时?是干什么用的？堡梁，这个堡指什么？是古代的城堡？还是碉堡的堡？还是土匪的寨堡？总之林遮峪堡梁古遗址是一处历史跨度很长、文化类型复杂的从史前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的古代文化遗存，其中还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进一步发现考证研究。

据说，最近文物考古部门又组织对堡梁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也许会有更有价值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