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不疼，即墨不爱，齐国即墨大夫的历史地位一度很尴尬

战国时期，田单在即墨以火牛阵破燕复齐，是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安平君的大名，自此也扬于天下，读史者无不知晓。

不过，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田单成功的背后，也有不少“绿叶”的陪衬。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即墨大夫。

按照史籍上的说法，当时齐国七十余城，尚在坚守的只有莒与即墨。其中，莒城中有继任的齐襄王坐镇，且这里临近楚国地界，多少也有外援相助，坚守的理由比较充分。而即墨则被燕军包围，只是孤城一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之长的即墨大夫坚守不降，也可见其忠义之气节了。

（位于平度市古岘镇的即墨故城遗址）

更令人敬佩的是，这位即墨大夫不仅没有投降，而且身先士卒，出城与燕军作战，不幸阵亡。在即墨大夫没有战死之前，田单只是到城中避难的一位田齐远支宗室而已，需听从前者号令。前者殉难之后，田单才被推举为即墨城中的守将。

换句话说，田单立有大功不假，但在他之前打下基础并且以身殉国的即墨大夫，同样也有功劳。

然而，在历史上，即墨大夫的身后地位与田单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田单不仅在很多朝代中都可以入祀“武庙”（封建时期祭祀历朝历代名将的场所，唐宋时期以姜太公为主祀，其他将领为从祀，与主祀孔子的文庙相对），在原齐国地界内，更是香火兴盛。但即墨大夫却一度鲜能“血食”。

古代州县祭祀名人，一般分为乡贤、名宦两大类。即墨大夫，在即墨邑为官，为保卫即墨而死，虽然功劳没有上升到全国的层面，但按说应有资格入祀即墨当地的名宦祠。可至少在明代，即墨大夫却并没有享受到这一待遇，“无人疼爱”。

值得一提的是，即墨城址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迁移，或许是即墨大夫“无人疼爱”的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史料记载，即墨故城旧址在平度境内，而隋朝复设的即墨县，治所就是现即墨城的位置。从地名一致性的角度来说，古代即墨的历史文化，由后来的即墨县继承，无可厚非，因此当地可以祭祀田单和即墨大夫。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平度其实亦有祭祀田单和即墨大夫的资格。

但在明代，即墨县方面只祭祀田单，却不祭祀即墨大夫。平度州方面，似乎也不想与即墨争夺名人归属，干脆两个都不祭祀。田单还好说，而即墨大夫却俨然掉到了空里，平度不疼，即墨不爱。

有鉴于此，当时不少文人名士都为即墨大夫感到不平，平度名士崔廷槐（嘉靖年间的进士）就曾专门撰写了一篇《胶东名宦乡贤祠辩》（注：这里的胶东，仅代指平度）。他在开头就说：“平度名宦祠不祀即墨大夫暨田单，即墨祀田单不祀即墨大夫，皆非礼也。”

这篇文章是用文言所写，就不一一引述了。其实，崔廷槐的观点很简单，意思就是：古代的即墨城，既然在平度州境内，则平度州人也应该感念即墨大夫和田单的功德，祭祀之；平度如果有名称上的顾虑，感觉名不正言不顺，就不妨由即墨县接过这个义务。即墨县既然祭祀田单，就说明当地自认是即墨故城历史的继承者。但继承历史不能只继承一半，厚田单而薄即墨大夫，要祭祀就一起祭祀。

（青岛市即墨区的即墨古城）

崔廷槐代表的是平度文士的看法，而在即墨方面，虽然笔者暂时没有查询到详细的记载，但想必亦应该有主张祭祀即墨大夫的人。

或许是明代的争论起到了一定效果，从清同治年间修撰的《即墨县志》来看，当时的即墨，已经把即墨大夫纳入了名宦祭祀体系当中。并且，被列为名宦的即墨大夫还不止一位，除了在即墨故城外战死的那一位之外（齐闵王时期），齐威王、齐王建时期也各有一位即墨大夫得以入祀。由于史料中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即墨县志就将它们合称为“三大夫”。志称：“三大夫，史失其名，……俱祀名宦。”

虽然与田单相比（当时的即墨有单独一座安平君祠），即墨大夫的祭祀等级略低，但这与功劳大小有关，就可以说得过去了。

时光荏苒，到了现代。在上世纪末编撰的《平度县志》中，没有收录即墨大夫和田单。而《即墨县志》则将两者都列在了当地名人当中。以此来看，即墨大夫和田单的归属似乎也已成为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