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教师的，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职称评定之后，对教育教学论文重视的程度远超以往，因为在一定级别的报刊发表一定质量——这里更多的是指篇幅而非在一定范围之内产生的影响、其自身具备的价值——是必备条件。记得我父亲1986年退休，第二年开始教师职称评定。按照政策，他这样的对象，可以适当放宽要求，但是，怎么说，你也得弄起两篇论文来，方才有可能达到中学高级教师的要求。他写过正儿八经的论文吗？没有。当然，他也不是没写过有一定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昔日作为区语文学科的辅导员，他曾经为全区的中学老师上过有关修辞知识方面的辅导课；鉴于那时缺乏教材，他便自己编辑了一本《修辞讲话》。而那时正在读初中的我，也为他这篇东西做过贡献——贡献过几条歇后语。因此，急时抱佛脚的他只能请来我两个姐夫帮忙：他们虽然不是做教师的，可中文的功底并不差。主要由他们帮助临时炮制了两篇论文。迄今我还记得其中一篇是谈文言文中的词类活用的。
我在1987年的教师职称评定中，资历属于可报中教二级也可报一级的对象，关键是我毕业的时间到底依哪个：假如依照毕业证上所示毕业时间，应该是1981年1月；假如按照当时学校特别为我们这批毕业生所出的证明，那么，应该是1980年12月。假如认可的毕业时间是前一个，那么，就只能申报中教二级；假如认可是时间是后一个，那么，就可以申报中教一级。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学校认可的我的毕业时间是前一个；但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中，后来进入政界成为政府官员的那些人，几乎无一例外毕业时间写的都是后一个——我这是从他们任职前的公示中看到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教师职称评定，不同类型、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学校都是有严格的比例安排的；中学高级和一级是相对紧张的，二级以下几乎没有限制。所以，学校把我放到二级中，或许也有苦衷。在若干年之后，我进入学校职称评定工作组之后，随着对相关工作程序的了解的加深，我才对于这样的怪现象彻底明白了。我评中教二级的时候，还没有像样的论文，只记得在《中学生学习报》上刊发过300字左右的一篇短文，谈“既”和“即”这两个形近字的辨析的。而那时候的普通教师中，有论文发表的少之又少，所以，同事吴祥发在本科函授毕业时发表的论文——是探讨中国“私学”发展的历史的，我才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我正式发表的有一定篇幅，也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是1993年刊发在安徽师大双月刊《学语文》杂志第5期上的《美在性格》。此文有一个副标题“《孔雀东南飞》人物塑造艺术谈片”。主要观点是，《孔雀东南飞》中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悲剧，是社会悲剧，但更是性格悲剧。此文超过3000字，属于“长文”了。在《美在性格》之后，我继续在中学教材中的文学作品赏析方面有所表现。记得有一阵，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语文天地》上连续刊发过5、6篇这样的文章。此后，又在作文教学研究这一块比较用心，在《作文通讯》上发过好几篇谈作文构思和议论文标题设计等方面的文章。在《文汇报》“教育家”版面，一度也连续发表过若干篇教育随笔。当一个做教师的，刊发的教育教学论文上到两位数之后，我感觉就已经摸到一些诀窍了，撰写与发表都会变得轻而易举了。比如说，在1999年我获得中学高级职称之前的那几年，我就高密度地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30篇左右的作品。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1998年或者1999年，我参加《光明日报》有关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的大讨论，发表了一篇大约1600字上下的文章《实事求是调整语文教材》。稍稍有些让人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居然既没有给我寄样报，也没有寄稿费。同样必须庆幸的，好在我这文章是一稿多发，同时在河南的《教育时报》上被版面编辑用通栏头题的方式刊发了。在中学高级职称到手之后的好些年间，我仅仅是偶或写一些教育教学方面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有这样几个：一是失去了动力，二是感觉我还可以在别的方面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在2010年之后，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我忽然发现，普通百姓的声音其实相当微弱，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掉过头来，重新审视我的人生道路，看我在我职业生涯的晚期还能够为教育、教学做些什么。而到了我这年龄，大概是因为有了足够的积累，也因为思考达到了一定的深度，驾驭文字的能力远非昔日所能相比，所以，“发表”各类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文章，已经不是我要特别在意的；我要特别在意的是，我还能说些什么，与我说的这些能够对年轻人起到什么样的帮助作用。论文，在今天这个属于网络的时代、属于市场经济的时代，生产甚至批量生产都不是问题。比如说，在我所在的这个学校里，就有个别老师同时还是论文掮客，靠这种方式牟利，而找他帮忙的老师则靠这种方式解决职称晋级所需论文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论文到底有什么价值，是不是诚信和独立思想的产物。否则，与垃圾何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