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幕上的高燃“觉醒年代”，电影《1921》为什么让我热泪盈眶？
耗时5年制作，黄建新继《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后再度操刀献礼大作，特殊历史横截面的魅力，再加之优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铺陈，电影《1921》自诞生之初就备受瞩目，而事实证明，黄建新确实再度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献礼答卷，不仅将这段高燃、伟大的历史还原在了大银幕上，更重要的是为“主旋律”题材电影注入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青春感，也为同类型电影作品的日臻完善提供了崭新思路。
视角的“年轻”
与《建国大业》《建军大业》的厚重不同，《1921》的选题就非常年轻。100年前，这群伟人和先行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是在这个“眼含星辰，心怀理想”的年龄接触到了当时最为“叛逆”和“时髦”的舶来思想——马克思主义，成就了一番伟业。
所以，《1921》必须要使用足够年轻并且有“新意”的视角，让年青一代的观众渐渐走入主要受众群体中，激发出这群受众的“遥远的相似性共鸣”，让主旋律电影不仅仅是思政教育的主阵地，同时利用深层次蕴含的独特艺术色彩，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一种坚定的文化“软力量”，熔铸进信仰的灵魂之中。
《1921》的“年轻”不仅体现在选角上，更体现在“视角”上。前作的“编年史”视角和表现手法虽然为主旋律电影作品赋予了一种历史维度的跨越纵向时间的独特宏观视角和深度，但是将10年甚至更久的历史“走马灯”式浓缩到仅仅2个小时中，也未免会有些浅和疏漏。
于是，《1921》便转换思路，反其道而行之，不再局限于“面面俱到”的桎梏，而是选取一个“小切口”和“横截面”，用重点人物的浓墨重彩配合群像的大笔点染，在短时间线内重人物描摹，用“小”的视角透视“大时代”，与受众产生崭新的情感联系。
同时，《1921》将主视角放置于李达和王会悟夫妇之上的选择十分巧妙。李达夫妇不仅仅是一个通过笔墨将所有一大元老“穿针引线”起来的重要线索人物，更具备着人物形象的不可替代性。个性鲜明、性格倔强的“思想界鲁迅”是撒播了《1921》中最重要的“精神火种”的具象化表征，而王会悟则是身体力行的妇女解放领导者和一大会议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功臣。
其次，对于李达夫妇平凡却伟大的柴米油盐与革命、思想启蒙相交织的日常生活的刻画非常巧妙、动人地吸引了观众，塑造出共产党人“平凡而伟大”的独特形象，同时也非常便于银幕呈现。相比于观众较为熟悉的伟人，以李达夫妇作为主角则更容易激起观众的好奇心，增强观影体验。所以，无论是根据史实还是抒情表意的需求，《1921》主视角的选择“年轻”但不“轻率”，充满着独属于“火种精神”的青春与朝气，以及历史赋予的深度。
“大格局”的赞
商业元素和思政教育视野的巧妙融合，更是《1921》的一大亮点。相比于3部前作，《1921》创新性地加入了“国际视野”，将波澜壮阔的建党历史放入了更加宏观、大格局的国际视域之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作为背景，符合了马克思主义“舶来”的基本史实；留法、留日的学生团体的努力奋斗，描绘了“新思想”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展现出独属于《1921》的“大格局”。
同时，基于国际势力角逐的史实，《1921》还加入了谍战悬疑的“明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日本特高课、上海黄金荣地方势力多方角逐斗争，不仅更加生动直观地展现出了“理想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建党之路的筚路蓝缕，更是让令人血脉喷张的“追车戏”以及惊险刺激的谍战元素成为了电影的一大看点，调节了观影的节奏和氛围，同时给予悬疑色彩，和偶像、实力演员同台竞技的舞台，将成熟的商业元素与电影本质结合，另辟出主旋律电影引人入胜的蹊径。
“活”的历史
很多观众或许已经提前看过了《1921》的导演阐述。小到电影中一个小的道具花瓶，一条市井的活蹦乱跳的鱼，大到一些属于历史史实，但并没有令观众们耳熟能详的伟人间交往的小故事，都被电影以具象化的活泼笔触记录了下来。对于“细节”的死磕，不仅是细致入微的精神体现，更是让电影回归表意与艺术本身的表达——不是“编年史”或“纪实文学”的记录阐释，而是一种诗意化的感动迸发。
“青春化”的伟人则更突出了《1921》的活泼与生动。电影中有许多碎片与剪影都让人不禁莞尔。比如在电影开头，理发师傅问李达剪这么短的头发是不是要“出家”，而李达俏皮地回答“成家”。当毛泽东与李达会面就餐时，看到饭中没有辣椒，调侃道：“完了，湖南完了”。建党时年轻的邓小平操着一口四川腔，在海外勤工俭学也不忘积极入党，眼睛中有着希望的星光。和其他年轻的代表相处时，何叔衡没有一点架子，反而会用“老人”自称调侃……
这些“年轻”的伟人不但让《1921》的故事更加充盈，节奏更加明快、青春，同时也用最巧妙的笔触刻画出了伟人们最“接地气”的一面，符合了观众们“遥远的共鸣”心理，让史料和文献真正“活”了起来，走进了每个观众的心里。
“高语境”暗线的浪漫
中文作为“高语境文化”的一种语言，具有含蓄但优美、令人回味无穷，意蕴深远的特点。在中文电影中，对于电影意涵表达的多层次隐喻、符号的解读，更是一种趣味。《1921》中最令人“泪目”的莫过于“火种”的隐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种在《1921》中寓意着希望的诞辰。李达本想使用“火”烧掉被压迫的一切，却无奈地发现自己的国家连自己生产的火种都没有，这声在阴沟中依然仰望星空的呐喊，配合着演员在拍摄时，情到深处即兴表演的吟唱出的《国际歌》，更是将观众的泪腺刺激到极致。
“火种”，更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与“庶民的胜利”，更是电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921》中“活字印刷厂”一场戏中坚决认为需要改用“人民”一词，不仅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初心，更是突显出了在半封建社会下，这群理想主义者思想的超前和坚定，同时在潜移默化中为电影的思政教育效用布局，
“火种”与“理想”、“希望”、“人民”的同构，不仅是独属于中华文化中“高语境”的含蓄浪漫，更是一种电影的诗性与写意。在“火种”的隐喻之后，李达夫妇又看到了邻居家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女孩，正在聚精会神地望着自己并露出甜美的微笑，代表着“希望”的火种从意向化归为了“具象”，让“新生”成为了影片中最浪漫的一笔。
无论是影片公映时间的“仪式感”，还是以数字命名的厚度与简洁的力量，甚至与电视剧集《觉醒年代》一前一后播出、上映的情感渲染和历史知识铺垫的双管齐下，艺术性和可看性并存的尊重历史的“主旋律”不再是“形式主义”的代名词，而是观众打心眼欣赏和认同、愿意追捧的艺术。
《1921》回归了电影本身，用正年轻、正细腻的视角，改进了“报告文学”的呈现模板，为主旋律电影提供了新的构建思路，让星星之火终以燎原，展现最美的、坚定的“中国电影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