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式的女先生，以及厨房与爱
叶嘉莹，女，1924年7月出生，号迦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资料图片
一直很喜欢台湾纪录片导演陈传兴的《他们在岛屿上写作》，《掬水月在手》是他的新作，很难得地，上了院线，国内的观众鲜有去影院看纪录片的习惯，所以这个片子以区区600万票房成了同类翘楚。片子本身拍得安静、充满尊严和仪式感，将女先生叶嘉莹描摹得富于动人的情致。大概是 2002 年，我还在《三联生活周刊》当记者时，做过一个专题叫《胡同保卫战》，特地去天津采访了叶先生，她在察院胡同的旧家宅当时面临拆迁危险。印象中，那次夜间的长谈，她思路清晰且情绪节制，身上有一种交杂着贵族后裔和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气质，叶姓，来自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在片中，我们才知道这一支不是满族是蒙古族，叶先生还跟席慕容一道去了内蒙寻根，她在先祖的故城久久地站立，因为在世纪之初失去了物理上的旧宅，在更早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别离北京随丈夫去台湾，而后又去了加拿大，颠沛流离，八十年代才回到天津，漫长的天涯孤旅，她拿着古典诗词，就像拿着可以随身携带的永恒的故土。
《掬水月在手》席慕容花絮采访。
叶先生说：“我所有的照片都是在讲台后面，太没有意思了。”所以她很喜欢这张81岁在大兴安岭幕天席地的照片，就像她的那句诗：余年老去始能狂。
采访视频截图
看了这个纪录片才知道，她的家族在察院胡同的四合院，已经在我采访她的次年拆掉了。察院胡同是清代的称呼，在明代成为手帕西胡同，因为在手帕胡同以西，改名察院胡同，是因为明巡关察院就设在这里，属于镶蓝旗的地界儿。叶嘉莹先生曾就这个院子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家原是满族人，我家的四合院是在我曾祖手中购置的。我的曾祖父讳联魁，是清朝的二品武官，我的祖父讳中兴，是清朝的翻译进士，曾在工部任职。我家大门上方原来悬有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的石狮子。大门外是门洞。下了门洞外的石阶，左角边有一块上马石，上马石的左边是一个车门。大门的里面也有个门洞，隔着一方小院……”
叶嘉莹先生和另一位著名的女先生杨绛，都是巨蟹座，学问做得好，有才华有风韵，性情看起来都是温厚有度，叶先生据还有一些小脾气，大家小姐嘛，没有脾气就不对了。杨绛先生的逸事没有钱钟书先生那么多，有一个是我旁证过的，当时真觉得她特别有风骨，也是 2002 年或者 2003 年前后，三联书店调来了一个不太懂文化的社长，当时老员工联名请他离开，有人去找杨绛先生，说明原委，她工工整整在四方格子稿纸上，用铅笔写了一封公开信，内容是说明自己对三联书店一向的风格和气质的理解。杨绛先生是很会写信的，写得让人读之泪目。过了约莫是几年，在北京地铁里看到广告位上有她的头像，也让我频频回头，再三去看，女先生们的魔力就在于此。
我就想，她们这一代的女知识分子，光是做学问搞创作是不够的，还是要做一个女人。所谓女人，包括了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要做家务，要照顾丈夫和孩子，像叶先生，在台湾丈夫入狱和出狱之后，还要负担起养家的职责，片子里不止一个人说到，她很苦。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也描述了他们一家三口的苦，但那种苦跟叶嘉莹似乎不太一样，杨绛更多的，恐怕是时代带来的苦，外力带来的苦。她们都曾经历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那是失亲、命运之痛，女先生们总是格外坚韧。
杨绛。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弗吉尼亚 · 沃尔夫斗胆要了一间自己的房间，用来写小说，在更早，十八十九世纪，女人们要写小说首先家里得有钱，因为需要一个小姐用的梳妆台来作为书桌的掩饰，作出一副正在写信的样子，边上摆好了火漆和章，在餐桌上写作太容易暴露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众女作家，要想开始写作，得先学会逃婚，先从嫁人的命运里摆脱出来，那条巨大的惯性的女性命运，当然了，也有一些女作家嫁给了能够理解她们创作的男性，比如杨绛。而在无论传统还是新式的婚姻生活中，女人可以不做饭和干家务事儿吗？至少萧红在《商市街》里给我们展示的和萧军的同居生活，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萧军出去当家教，教学生打拳，萧红在家做主妇，等着他拿钱回来买大列巴吃。
女作家和女先生境况不太一样，她们是可以靠教书养家糊口的，杨绛先生养过家，叶嘉莹先生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代两代三代的女知识分子，与男性的关系，与男权的关系，与自身的女性角色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两句滥竽充数的女权主义理论可以概括清楚的。一旦成家，那个貌似睡着的传统，就从各个家庭中醒来，人确实是新人，受过高等和西式教育，可是他们的丈夫们是在旧家庭长大的，从儿童的行为模式养成来看，家里持家的以母亲为主，父亲或者坐在书房看古书，或者跟朋友闲聊、下棋。他们在幼时就养成了男孩儿立定要往外走，女孩儿必须成为贤内助的观念。除非你让这些未来的丈夫从做男孩的时候就明白：我也是要参与洗衣做饭的，而且曾经、确实地做过家务。
冰心是个例外，她够高寿，婚姻美满，作为散文和童话作家，她似乎也无需操心全景式写作带来的工作量。赵萝蕤作为一位活到86岁的女先生，曾经与艾略特本人深刻交谈，她翻译的《荒原》与《四个四重奏》十分雅正，充满了现代派的语言气质。然而她的丈夫陈梦家1957年既被打成右派，文革初不堪忍受凌辱自缢身亡，她因此一度精神分裂，其学生梅绍武、屠珍夫妇去探望时感到“其情深为凄惨，令人潸然泪下”。命运交付给这位女先生的，一样是沉重的时代命题。
我一位不婚生子自己带娃写作的女友说：“我感觉自从我放下一定要找到一个对的人的执念之后，一切都变好了。”她这句话似乎概括了过去一百年，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们的命运格局，如果能够从一个非要以进入婚姻家庭为目标的执念当中走出来，也许，女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可以走得开阔、顺畅些。
《掬水月在手》在杭州展映之后的对谈环节，一位观众提问：片中为何对叶嘉莹的情感没有详细的说明，诸如她的婚姻幸不幸福，等等。陈传兴是个温柔敦厚的导演，他并不是没有点到，但是点得隐晦而含蓄。片中叶嘉莹先生回顾自己生大女儿那天，丈夫将她送到一家医院，当时羊水已经破了，她就那么生生在候诊室坐了一夜，羊水几乎流干，直到次日其他亲友来找她，大惊失色，找车子将她送到另外一家医院。有家有口的叶嘉莹，和当日那个顶着大肚子摔倒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爬不起来，直到天亮被清洁工发现的萧红，并无任何区别。旧式直男如她的丈夫，恐怕从来也不知道如何疼惜一个女人，知道如何疼惜女人的男性的比例，时间进度条往后拉五十年、七十年，还是没有多大的改观。
女权或者女性独立，不是一个性别的事情。诸如男孩教育，从少年开始，就让他们知道妻子怀孕该如何照料，怀孕对女人意味着多少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你和未来的伴侣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具体到日常生活又可以细分成什么，那些丧偶式育儿的妻子们，需要的往往不是甜言蜜语，而是搭把手。简单说，喊口号对改变人们大脑中深刻的性别意识帮助不大，幼年的钱钟书如果知道帮家里热热饭，杨绛先生兴许不用耗费那么多力气在家务事上。当然了，那个时代无法从头再来，我们能够做的，还是从现在开始，把这些问题放在桌面上讨论，性别平等这个巨大的筐里的土豆，还都带着泥，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巨大的耐心和可操作的方法，去挨个儿去泥，洗净，让它们成为一只只干净漂亮的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