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员...

1949年4月下旬，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党通局）本部。

局长叶秀峰、副局长季源溥对张国栋说:“云南是我们的大后方、对外联络的重要通道。打算派你以副局长名义统领西南几省的局务，同时兼任云南调査室主任。”

张国栋听了后，心里很是不满。他认为从无副局长兼任省室主任的先例，这无异于给自己降级；再则，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天险，这时去云南人地两疏，局面难以打开，不是叫自己去送死吗?

但是，张国栋当面又不便表示什么，只好口头上唯唯诺诺，然后随便找了个理由便回到了广西原籍，从此不再过问局务。

5月，由党通局演变而成的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成立，季源溥升任局长，电邀张国栋速赴穗共商局是。张国栋正在去留两难之时，季派原湘桂铁路室主任鹿茂堂给张国栋送来去台湾的机票。

当时，张国栋的老婆正怀着孕，大腹便便即将临产，是最需要他照料、关怀的时刻。他思想斗争异常激烈，最终亲情终于战胜了理智，还是放弃了应邀。鹿茂堂遗憾地回了广州，张国栋与中统（内调局)从此断绝了联系。

8月，张国栋的孩子满月后，他在妹夫的介绍下，以四川流落人的身份，来到广西省平南县大安镇中学从事教学工作。为了隐瞒历史，他把名字由张国栋改为张文。

从此，从事二十余年特务工作的中统高级人员——“中统金刚”张国栋消失了，偏僻的山区中学里多了一个教书先生张文。

张国栋之所以来到这里，当然不是为了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而是为了隐蔽真实身份，准备长期潜伏，等待时机再做打算。因为在当年，陈立夫、叶秀峰曾对他说过:“世界必因美苏争夺而大打起来。”

为了潜伏的安全，张国栋在学校主动承担了数理化的教学任务。一则他有唐山交大三年的学历，完全可以胜任;再则数理化为自然科学，不同于国学、历史等课程，无政治观点，不易露出马脚。

1949年11月，平南县解放。面对新形势，张国栋装进步，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和学校的号召，带领学生到各乡宣传生产自救，购买建设公债，参加土地改革等。

他还鼓励班上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整饰课堂，搞好学习和清洁卫生，使自己教的这个班取得了“红旗班”的称号；自己也博得了“进步人士＂的荣誉，受聘为平南县各界代表大会的特代表，两次出席会议。

时间进入1950年后，人民群众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特别是这年10月，平南法庭在大安镇中学大操场公审，一批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头目、汉奸、参加暴乱的现行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令张国栋心焦如焚，寝食难安；但表面上还是故作镇定照常教学，继续隐蔽。

1951年1月寒假，按照学校的要求，张国栋带领十名学生到距大安镇六十里外的六陈镇宣传。

当张国栋五天之后返校时，妻子告诉他：“在校工作的一位解放军女干部到家里走访。这位女干部是北方人，对你这个不会讲广东话的四川人，到说广东话的地方当教师感到大感不解，还流露出怀疑的神情。”这让张国栋有了一种不样之感。

不几天，学校杨校长同张国栋闲谈，询及四川风土人情甚详……张国栋的不样之感再次袭来。

一天，一大队武装民兵在几位解放军的带领下，一路小跑进入学校。张国栋在教室里看得真切，以为是抓自己来了，吓得闭上双眼听天由命……事后才知道，是县大队民兵到大安中学大操场操练。

1951年5月，平南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要求原国民党党政、军、宪、警、特人员必须限期前来登记，遵照执行者可从宽处理，否则严惩不贷。

张国栋潜伏了近两年，也是煎熬了近两年，跑也无处跑，藏也无处藏。他为了不牵累妻儿，思想斗争到限期的最后一天晚上，才向杨校长吐露了真实身份。

第二天，张国栋又在杨校长的陪伴下来到大安公安派出所登记。登记前，他已做好被立即扣押的各项准备；但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派出所长极为诚恳地劝他返校，继续安心教学。

11月的一天，平南县政府的一位秘书来到学校，在杨校长的陪同下找到张国栋说：“县政府要举办一个学习班，邀请你参加，请立即前往报到。”

到了县政府，县政府秘书长亲切接见了张国栋，并告诉他，县公安局长要与他谈谈。就这样，张国栋又去随来人了公安局，公安局长和蔼地对他说：“省里举办个学习班，邀你务必参加，明日动身。”

第二天，张国栋乘船转车来到南宁，径直走进一所大院。当他看到挂在门前的“广西省公安厅看守所”的牌子时，才明白还是逃不脱。

其实，早在1951年初，人民政府就对张国栋就有所察觉。之所以没有立即逮捕，一是他表现尚好，对学校对社会尚无重大危害；二是这时已制定了一条“可抓可不抓者不抓，可杀可不杀者不杀”的政策，为他预留了一条自新之路。

因此，直至1951年的11月镇反高潮过后，才将张国栋引导归案。如果在镇反高潮中将他逮捕的话，以他任中统特务时间之长、地位之高、罪行之重、民愤之大，肯定是活不下来的。可以说，这是人民政府对张国栋的一次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