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淫无道、兴兵扰民、劫掠妇女，但为何无一人说明朝亡于正德

明武宗朱厚照，明朝第十位皇帝，是明孝宗朱佑樘和张皇后的长子，在位期间年号正德。

明武宗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史书记载，明武宗幼年神采焕发、举止异常，读书时聪颖尊师，尊贵的嫡长子又是独子的身份，更让孝宗和臣民在他身上寄托了整个王朝之复兴的希望。而后继位，却屡屡宠信奸候，致使朝纲紊乱，其举止更多是荒淫无道、昏聩嗜酒、兴兵扰民、劫掠妇女，如同无赖强盗一般。

明武宗虽恶行甚多，但史官并没有遵循“为尊者讳”惯例，而是将其恶行悉数记录在《明实录》中。然而正史中明武宗昏庸至此，却仍未亡国，明朝国柞依旧延续了一百余年。后世有人言明朝或亡于万历，或亡于天启，甚至评价明朝亡于嘉靖，然竟无一人说明朝亡于正德。

明武宗是一个另类的皇帝，在他玩世不恭、叛逆荒唐的面孔之下，却又有通情达理的一面，在富有人文精神的时代中，是一个个性斑斓、真实立体的“人”。

他后期颁诏书不以皇帝自居，而是自称“威武大将军”，甚至非常虚荣的给自己晋衔加禄。这种精神分裂式的角色扮演，强烈的表达出他想要逃离的欲望。虽然是身为皇帝带头践踏皇权权威的疯狂之举，但细细探究起来，他的举动和考虑，仍然是在自己依旧掌握最高权力的前提下，才会有这些举动。跳脱和疯狂，也是因为在明代至高无上的皇权，无人能够对他有真正发挥出作用的约束，以至于他可以随心所欲，肆意妄为。

而他也十分清楚，“威武大将军”、“太师”只不过是自己在可控范围内给自己开的小差。他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对权力的掌控。逃离紫禁城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无所顾忌、不受约束的玩乐，但从紫禁城搬到豹房，他也同时把行政中心，转移了过去;应州之战时，他还差人将奏疏从过去，以便自己能够时刻了解国中动向；尽管再亲近佞臣，也从未停止对他们以及对朝局的监督。一旦有人真正触及到皇权，他会毫不留情的将这些人制服，不让权力受到任何危及。所以哪怕再厌恶皇帝之尊号，之枷锁，却丝毫不能放松自己的权力。

在他当政的十六年，绝对没有任何循规蹈矩的记录。在他执政的中后期，他执着于北猎南巡，多年没有举行大朝仪，但是正德十六年正旦，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他却一反常态，重新视朝，行使他作为皇帝的职责。这也是他的弥留之际的醒悟。反叛一生，最后发现自己赖以生存、赖以尊荣、能够威风凛凛号令天下的源头，就是令他痛苦的源头，就是他想要反叛的源头。

他也无法和那个时代言和。在他的一些行为里，体现了某些超前性，但是却因为其他更多的荒唐之举而被忽视和误读。武宗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比较活跃，有葡萄牙使者来到中国，并且和武宗有所交流：“皇帝凡出游时，如鞑靼、回回、佛郎机、占城、刺麻等国之使，各择二三人，使之启从。或习其言语，或观其技艺焉。”他很有语言天赋，身为当时的天朝上国之皇帝，甚至会去学习小国外语，并且能够精通阿拉伯语。但在武宗病死后，葡萄牙使团被遣返，海禁政策又严厉起来。

中国的近代化应从晚明之际开启，因为地理大发现，逐渐开始了全球化的交流，晚明便有耶稣士来华，中国开始和世界接轨，顺应时代大势。正德这样的举措意义深远，虽然还是保持着上国心态，但是在最高层，己经有了去和世界互动交流的想法、甚至行动，这也是明朝人最开始的、想去了解外界的僧懂意识，但遗憾的却是因人废言，随着武宗的离世而终止。

他的时代里，安稳中隐藏着的变革基因。在他之后的嘉靖朝孕育着晚明经济改革的种子，甚至有了改革的雏形，而他之前的弘治朝，又是墨守成规，放弃了多种改革的可能性，他身处的时代没有明显变革，刘瑾所做的些许改变也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迫终结。但是改革的要求却在社会深层咆哮欲出，尚在时代血液深处涌动的革新浪潮，过早的体现在了他的身上，显得格格不入，旧时代末期僵化的死水和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涌荡的浪花，让他蠢蠢欲动。尽管他为想突破那个时代，但为时尚早，刚刚推开看世界的一扇窗，紧接着又匆匆合上。

从思想上来说，程朱理学尚牢牢统治着知识精英团体，忠与孝不可撼动。但知识层面的分裂在正统时代就己经悄然开始，旧的社会秩序和等级观点发生动摇，享乐主义渐渐传播流散，可并没有形成气候。而他作为在后人眼中的“自山主义”的体现一一“自由主义”这一名词，放在晚明都为时尚早，逞论他的时代。甚至晚明司空见惯的个性解放行为，在他的时代还是少之又少的另类之举。他的放纵，代表着贵族阶级的放肆和突破，这体现在最高的贵族一一皇帝身上，既因为他的至高无上和特权性显得合理，又因为他的身份要求他保住封建宗法和伦理而不被大多数守旧者接受。他一面是旧伦理的代言人，一面又是新突破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