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怎么认识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与改进金融生态

贾康：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的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市场人士，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个交流，我报了一个发言题目就是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的，我想谈一下自己怎么认识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与改进金融生态。想分四个层面简单的勾画一下自己的认识。

第一个方面，我想说要客观的做一个回顾和评价的话，我们国家直接金融比重很低，而间接金融为主的这种基本格局的形成确实有客观的原因。中国是在传统体制下从基本不存在金融市场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那么在金融市场这个概念之下的制度和机制的建设有在前面几十年的反复的探索，一路的发展，那么必然是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形成了配套改革思路以后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我自己回忆，80年代我们还被称为中青年经济学研究者的时候，人们首先讨论的还是说人民银行它是不是应该脱开它的这些具体的银行业务而实际上定位在中央银行的地位成为国家管理机关，下面然后组建“工农中建”当时称为四大专业银行，再以后有更多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产生。这时候是在间接金融的框架之下首先从间接金融的市场主体他们要发挥企业化定位的商业性金融的功能作用来形成金融市场的。间接金融开始建这个体系，当然我们在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有计划商品经济一直到南巡邓小平解决了计划和市场基本的问题而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目标模式之后，整个的市场体系里的金融体系的打造怎么样让它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且同时还要在这里面去解决好大家已经体察到的金融的重要性，同时伴随着它的风险特征，怎么样能有效控制风险，要学习国际经验，要总结本土经验，要有一系列的探索和发展过程。所以，还是以相对容易看清楚的银行按企业化定位去提供贷款，以间接融资的方式支持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来优胜劣汰。这个基本框架开始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而其后又顺理成章的开始探索直接金融。我理解邓小平他早就反复思考过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的基础之上他的本意绝对不是建了这两个地方的交易所以后再去怎么样考虑把它关掉的问题，他无非是要把反对派逼到墙角，你总得让我试一试，直接融资的市场总得试一试。试了以后虽然有风险有问题，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恐怕中国没有人现在会站出来再大声疾呼一声把这两个交易所关掉。哪怕你抨击有股灾，有这么多的问题，有人把它抨击为一个大赌场。但是总体而言，我们搞市场经济不光有间接融资，还要有直接融资。但是他这里面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据我所知，在股票交易所这个直接融资发展的同时，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也已经在债券这个方式上注意到直接融资的机制，也包括债市，除了公债之外，还有企业债，再往后我们现在还在积极的考虑就是各种直接金融的板块，还有就是在私募概念之下更多样化的直接融资形式。这样的一个间接金融为主而直接金融业发展起来的格局现在看到的数据是中国仍然是整个的金融这方面的100%的盘子里间接金融高达80%左右，直接金融只有20%左右。

那么第二个层次我想要谈的就是比较直率的提出我的一个观点，综合的来看，中国要追求升级的发展，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高质量的发展，直接金融可能更适合于在我们度过了发展中经济体前期的一些探索过程之后，作为最主要的金融业态的举足轻重的成分来加以发展。当然，这要结合着我们和直接金融相关的风控能力的提高来发展。间接金融它可能是在实际生活中摸着石头过河切入金融改革顺理成章的一种选择，但是到了我们现在需要高质量升级发展的时候，它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已经非常明显。比如说有对它的多年以来的抨击，就是银行在风险控制这方面它实际上落到了当铺式的思维，就是要有抵押物，没有抵押物它难以在风控环节签字，因为这个风控环节对银行相关的责任人员来说是责任终身追索的，谁也不愿意去冒那个风险。你有抵押物可以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贷款才发得出去，这固然有利于防范和抗击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但是它可能不利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潜能的充分发挥，更多的银行的风控它由于合规严审很容易流于形式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具体场景中我们不必讳言，它更多的要把想取得贷款支持的这个企业主体的这些人员推到了要拉关系处关系的那个复杂的非规范的那个场景里面，你不会拉关系处关系可能这方面就没什么进展，特别是民营企业，它在实际上取得融资支持这方面有我们过去根深蒂固的骨子里的这种歧视。你要在间接融资体系里更多的得到融资支持，不处理好和银行的关系是难以想象的。那么这个反过来说，企业家的精神和潜能其实更适合的是企业家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这种关系学上，他应该更多的是考虑他正面的那种他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创业创新怎么样打开局面，而直接金融可能就更适合于这种类型的我们的潜能的发挥。到了经济发展一定的阶段，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一定是联系着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家在自负盈亏的约束条件之下去敢于冒险，敢于试错，敢于创新而得到直接融资这个程序里的另外一些人的共鸣。比如实业家他的创业创新的设想在路演中，在他的信息披露中得到另外一些我们的直接融资主体他们的共鸣和认可，那么他才会有直接融资配上这些创业创新活动后面的结果，特别是在新经济、数字经济创新中间要经受烧钱痛苦阶段这样的领域里，成功率很低，但是如果有少数的成功，全局皆活，这样的一种承担风险的功能，间接融资基本没有任何的支持力，必须是直接融资，特别是风投、创投、天使投资，这些金融精英在一线上去寻找那些科技精英、企业精英他们的这种可能得到支持的方案，支持十个不求这里面成功三个、五个，可能有一两个成功那么就全局皆活，所有的沉没成本都可以得到对冲以后还有超额利润。这样的机制更多的是应该和直接融资的发展相呼应，一起来形成升级版创新局面的。

第三个层次我想谈的就是在理论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小结，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它的风险性质有所不同。显然间接金融是银行系统拿到牌照以后他要收储，他要吸收居民储蓄，这是老百姓那边的钱在某些概念上加上感情色彩，这是老百姓的养命钱、血汗钱，一定要严格的做风控，不能出闪失。所以，后面一串都来了，责任终身追索情况之下你必须是当铺思维，一定要有可靠的抵押物。那么直接金融它应该讲更多的是什么呢？直接金融它的这种风险性质他是在企业自负盈亏的情况之下，企业在创业创新活动过程中间资本的积聚和积累它可以更多的承担着去试错，去承担风险损失的这样一个压力，它没有那么多的道德上的一下子升级的这种压力附加上去就是他的这个钱亏了以后是不是糟蹋了老百姓的血汗钱。他这是在企业家自己认为值得去承担自负盈亏的这个约束风险的情况之下他更能够放开手脚去试错，去创业创新。这种不同的风险性质随着中国的改革深化，他的意义会进一步的凸显。在我们整个社会防范风险和特别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导向之下，应该讲银行系统的风险累积它是不是更容易传导到系统性风险，而分散的投资，自负盈亏情况下的直接融资的这些风险，当然在股市上他也可能出现剧烈的震荡，出现不利的局面。但是它相对容易和系统性风险做成有防火墙或者有隔离带这样的一种机制状态。对于以后更多的鼓励承担一定风险去创业创新，直接金融它的风险的特性和它的相关的价值就会进一步凸显。

最后第四个层面我想谈的看法就是整个我们中国金融生态的优化和改进应该在改进的努力之中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就是常规间接金融的低利贷加上直接金融可能的中利贷，还有一些间接金融概念之下的有别于传统银行贷款的比如说小额贷款公司资本金融资自负盈亏的那种中利贷，等等合在一起，应该形成一种多样化的无缝连接的整个中国的金融供给体系，多样化的金融机构，有间接融资，有直接融资，合在一起他们形成的金融产品也应该是多样化到对所有的融资需求可以无缝连接的形成一个有效供给体系的状态。这个金融生态的所谓的比较高的水平可以通过高利贷的空间来反证，如果我们整个社会这样的一种无缝连接的供给体系可以把高利贷充分的边缘化，甚至基本挤出去，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金融生态达到了比较高的值得肯定的那样的一种境界和水平了。实际生活中间不能光看常规金融概念之下那些指标反映的风险控制度，正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差，在温州发生“跑路”事件这个局部性的危机而震动全局之前，温州曾经在它的金融生态的全国评比中间连续七年名列第一。这是带有一定讽刺性的，等到“跑路”事件发生之后，我在温州的现场会上听到当地的人民银行的应该叫支行的领导，他还在提他的连续七年全国金融生态评比第一。我听起来这种十足的讽刺性就在于金融改革没有真正的通过多样化而达到一种对于现实需求的对应性的供给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实际上是使潜规则强制替代明规则。温州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要靠中利贷，特别是高利贷解决融资的燃眉之急，最后高利贷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的冲击波考验之下，它的脆弱性马上就演变为这种使温州痛失好局的“跑路”事件。它暴露了前些年它这个金融生态评比中间虽然看起来高居榜首，但是它的实际金融支持并不能使它的实体经济摆脱空心化的威胁而向上突破天花板去升级发展。空心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在危机因素冲击之下，它的脆弱性就暗账翻明，它的大量的“跑路”所造成的欠债的压力不是常规金融带来的，就是它不得不借的那个中高利贷，特别是高利贷，它给我们特别重要的警示就是真正的金融生态的发展要把间接金融、直接金融更好的形成一个无缝连接的供给体系，而中国的基本发展方向就应该坚定的贯彻中央已经明确表述的逐步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这个直接金融的发展当然要伴随着我们的风控能力同时的发展，包括科技金融概念之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在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发展之后，还要进一步的把监管匹配上去，还要探索监管怎么样合理的形成它的机制。在大的方向上一定要强调创新中间的发展，要给直接金融更多的一些试错空间和创新的余地，要使我们的直接金融发展成为一个支持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作用，支持我们创业创新活动更加生龙活虎的我们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配套改革内容。

这些看法我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