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一生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 何可｜文

朱安

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是他母亲周老夫人鲁瑞给他包办的小脚女子朱安。

1906年春，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母亲病重，急需见长子最后一面。鲁迅立即收拾行李踏上归途，一路上惴惴不安，担心母亲的安危。

回到久别的故乡，鲁迅发现家中竟然张灯结彩，一派喜庆祥和之气，母亲精神矍铄，正在为他张罗婚事。

母亲给他娶的妻子叫朱安，是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1878年，绍兴朱家诞下一女，取名为“安”，寓意一生平安。朱家是无可挑剔的好人家，朱安生活在朱家传统的环境里，从小便被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她裹着小脚，善烹饪，会女红，性格柔顺，不识字，但旧式女子的三从四德，朱安一样没有落下。在鲁瑞看来，这样的女子做大儿媳妇，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但在鲁迅看来，朱安的外貌没有少女的灵动之气，心灵亦没有与他相通之处。新婚当夜，鲁迅便睡在了母亲房中。对于刚刚过门的妻子，他未行夫妻之礼，亦无半点留恋。大婚第三天，鲁迅便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

尽管夫君一去经年，朱安却从此把鲁迅当成一生的伴侣，鲁迅则只把她当做尽孝的方式。鲁迅对他的好朋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没有爱情的朱安一生悲苦，正如鲁迅所说，她是母亲“娶”来的“媳妇”，而不是他的。朱安照顾了周老夫人一辈子，从进鲁家大门那一刻起，直到生命终止，在鲁迅看来，这是恩情。

鲁迅也曾想要教朱安识字，要朱安放开裹脚，可朱安拒绝接受改造，她甚至不如鲁迅的母亲鲁瑞。鲁瑞接到儿子的信，让她放脚，就直接把脚放开了，还用热水和醋泡脚，给脚趾缝塞上棉花，尽可能让已经成型的脚放得大一点。鲁瑞没有上过学，她通过自学识字，竟然能够读小说，念报纸。跟着儿子到北京之后，她穿上了旗袍，戴上了眼镜，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了解新鲜事物，而朱安却不能。

虽然朱安不接受新鲜事物，但她老实善良。欺负老实人，不是鲁迅的做派，所以，鲁迅活着时，没有想过要和朱安离婚，而是让她安安心心地住在家里，供养着她。

鲁迅在北京安定下来后，把她也带到了北京。后来和弟弟周作人闹翻，搬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搬家前，鲁迅问朱安，是愿意回绍兴娘家还是怎么办？朱安的回答很巧妙：老太太到哪，她就到哪。直白地说，就是鲁迅到哪，她就到哪。

搬到西三条胡同之后，朱安度过了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两年。她会烧菜做饭，照顾鲁老太太时，专挑一些软的易消化的东西煮，口味也不错。对鲁迅，她更是花足了心思，鲁迅平时不与她说话，她便观察他的剩菜，由此来判断他喜欢吃什么，以便做出他喜欢的饭菜。

有客人到来，她便以女主人的身份，端茶送水，然后来去无踪。多少女学生行走在她的宅院里，进进出出，欢声笑语，见到她们，她自卑到了极点，卑微到了尘埃里。她没有想到，有一天鲁迅会与其中一人离她而去。

她想讨好鲁迅，却从未提出过任何要求，只是默默地付出，以期感动丈夫。鲁迅对她冷漠无情，可她在外总说：“大先生待我挺好，他每次买点心回来，问过婆婆后都会再拿过来问我。”

朱安曾经有过幻想，她把自己比作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希望总有一天能爬到鲁迅看得见的墙顶。但是她永远等不到这一天了，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以后，直到鲁迅去世，朱安都未能与丈夫再见上最后一面。她在北京的宅子里为夫君设立灵堂，一身孝服，遥对南方，为鲁迅守灵。

鲁迅病故后，许广平保管了鲁迅留下的存款，又派人向朱安要走了鲁迅的全部版权。朱安不识字，但并不愚钝，她知道鲁迅作品的版权和鲁迅的遗产，法律上是属于自己的，有了这两样东西，完全可以保证她体面地生活。但她希望自己死后，有人在她坟头祭拜，所以慨然允诺，交出了鲁迅所有的版权。周老太太和朱安没有得到鲁迅的任何遗产，她们拥有的，只有在北平居住的房子和留在房子里的书籍。

那么，婆媳二人何以为生呢？北新书局跟鲁迅一直有业务来往，开始，婆媳俩的生活由北新书局每月支付一百元。1937年抗战爆发，北新书局停付了这笔款项，这钱就要由许广平寄了，可是许广平说她无力承担，让周作人和她分摊，一人寄50元。

1943年周老太太病故，需要赡养的人就只有朱安了。然而这个时期，许广平似乎遗忘了，北京还有个朱安。朱安的生活因此陷入了困境，她的一日三餐，常常只有一碟虾油小黄瓜，一碟腌制过的辣椒，或是一碟腌白菜，她就配着这些咸菜，啃着硬邦邦的窝窝头度日，鸡鸭鱼肉是从此不见的。

1944年，穷困潦倒的朱安决定出售鲁迅藏书，以维续生计。这个决定受到鲁迅生前好友的指责，在文化界引起巨大轰动。许广平派鲁迅的学生唐弢和刘哲民赶赴北平，劝阻朱安。他们对朱安说：“先生的遗物属于整个民族，你应该妥善保存，而不是卖掉。”此时的朱安，饥一顿饱一顿，已经过了一年多了，身体瘦到吓人，闻听此言，她激动地发出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呐喊：“你们总说这是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可我也是鲁迅遗物，谁来保存我呀？”

迫不得已的朱安，托人给内山完造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无奈的境况：

“（鲁迅去世后）有一位许寿裳的先生，来代许先生（许广平）索要鲁迅全集的出版权，以之担保许女士嗣后寄回北京寓所的生活费，不可缺少。同时，许女士也来信索取，表示极端好意。我自愧无能，慨然允诺。”

“到廿八年冬季，家用不足，婆婆周老太函商许女士，请每月酌加二十元，未果。以后，婆婆的花费，悉由周作人先生承担，银钱之外，米面煤炭，水果糕点，常有送来，应有尽有，房屋亦请人修过。卅一年五月起，又每月给我五十元零花钱。卅二年三月，我婆母去世，一切丧葬费用，俱由周作人先生承担（注：一万五千多现大洋）。”

“（婆母去世后）周作人先生仍每月给我一百五十元零花钱用，仍杯水车薪。生前鲁迅先生并未向周作人先生要过钱，我不能得寸进尺……现生活费用高涨，我的债务也一天天增加，至今己达四千元，令我无法周转。”

“我侍候婆婆三十八载，送老归山，今六十六岁。一生但求布衣素食，别无奢望。至此日暮途穷，但知名誉信用宝贵，无奈生计比名誉信用严重，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绝不出此下策。”

从朱安的信中可以看出，许广平违背了索要版权时的承诺，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43年周老夫人去世，都是周作人在供养母亲和寡嫂朱安。

一时间，文化名流纷纷前往朱安家，捐钱捐物，朱安一一婉言拒绝。这个小脚女人爱惜鲁迅，不想败坏大先生的名声。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许广平这才恢复了对朱安的供养，朱安也停止了卖书。

朱安从没有见过鲁迅与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却视周海婴为己出。鲁迅逝世以后，朱安和婆婆多次致信许广平，希望她能携周海婴一同来北京居住，一直未果。1946年11月，朱安病重，她和许广平签署了一份遗嘱，把自己掌控的两处房产，包括八道湾的房产以及自己居住地的房产，都赠与“儿子”周海婴。这是许广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朱安见面。遗嘱最后特别说明：“周渊（周海婴）及其法定代理人许广平允诺接受，并承认周朱氏生养死葬之一切费用责任，为免日后纠纷，特立此约为据。”

1947年6月29日，朱安走完了她悲苦的一生，享年69岁。生前她曾找人代笔，给许广平写信，表达了自己想要与鲁迅先生合葬的愿望。但朱安最终并没有和鲁迅葬在一起，主持葬礼的许广平违背了朱安的遗愿，把朱安葬在了西直门的保福寺旁边。许广平没有给她立墓碑，只是在立墓碑的地方插了一杆水烟枪，那是朱安的遗物。朱安晚年，人们总是看到这个老人捧着一杆水烟枪，打发她寂寞的光阴。

上世纪50年代，随着中关村地区的改造，朱安的坟莹再也难觅其踪，岁月已经抺去了她的一切痕迹。

参考资料：

《朱安：等了一生守了一生》

《朱安：一个寄生在鲁迅婚姻名义下的弃妇》

《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

《许广平与朱安的不同：一个倾尽全力只为守候，一个却只想依附别人》

《鲁迅、许广平、儿子周海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