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体风格的形成，原来跟欧阳询这个人的经历和性格有这么大的关联
欧体风格的形成，原来跟欧阳询这个人的经历和性格有这么大的关联
“书如其人”——欧体心理成因
仅仅使用历史的方法研究书法史，往往会偏重探究显性的历史事实，而忽略书法史隐性的情感世界。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个人、社会的精神状态、精神活动，同样属于书法史研究的范围。
通常见到的书史研究，较多地关注了书家的仕宦行藏、作品背景的考证和作品形式的分析，而较少探讨书写者的性格、气质和趣味，也不太关心欣赏者、收藏者的心理状态。因此，在充分强调书法史的客观性的同时，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关注书法史“情”的方面。
“诗言志”、“书为心画”、“画为心声”等就是这一理论的典型表现。从接受的角度看，与这种理论相对应的,是一种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阅读和研究方式，通过把握作者的心态进而把握作品。从“情”入手的认识视角，对理解书法史上的某些现象有重要帮助，本文即从心理成因的角度尝试解读欧阳询书法风格的形成。
欧阳询是纵跨陈、隋、唐三朝的大书法家，与虞世南双峰并峙。他以其在弘文馆的教职和杰出的成就，给书法史深深地打上了“欧阳”的印记。关于欧阳询书法风格和碑帖的介绍已经十分常见，在此不再赘言。本文重点探讨这个问题:
欧阳询性格的形成过程、特点以及对书法的影响。
心理学家认为，人格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的经验，我们对欧阳询性格的探究，就从他的童年经历开始。
早年
欧阳询的出身和早年的生活带有很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经历深刻影响了他性格和处世态度的形成，并进而影响了他独特书法面貌的确立。
陈永定元年(557 )欧阳询生于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的一个显宦之家，这个家族在萧梁时期已是广州的一方豪族。其祖父欧阳倾为陈大司空，欧阳颌的两个弟弟也都身居显位。其父欧阳纥，继任广州刺史，在南方拥有强大的势力。陈太建元年(569 ),欧阳纥因谋反被诛，此时欧阳询年仅13岁。欧阳询13岁之前的生活是异常优越的，再加上他颖悟过人，很容易形成自信、开放的心态。然而自太建元年开始，欧阳询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锦衣玉食的贵族子弟一下变成了命悬一线的叛臣余孽。朝廷对欧阳纥一家的处罚是 “家口籍没”，即没收所有财产，并将一家收为徒隶，由于年幼，欧阳询此后由父亲的好友江总领养。西方心理学家认为13岁是人开始建立社会意识、寻找理想社会角色并形成处世方式的重要时期。父亲的犯上作乱、父母亲族的“籍没”、寄人篱下的另类生活、满是敏感话题的周边环境，正发生在欧阳询确立人格、建立社会观念、形成处世方式的成长阶段，势必在他身上留下极深的烙印。亲族的命运使他对权力充满了畏惧，极不光彩的身世又使他日渐形成了谨小慎微、少言寡语、封闭自守的性格特征。
欧阳询《姚辩墓志》(局部)，书于大业七年（611）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局部），贞观六年（632）书
欧阳询的养父江总较为注重对欧阳询的培养，悉心教授他文字与筹算。由于勤奋好学，聪明颖悟，读书时能数行俱下，欧阳询很快就广泛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对《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即所谓的“三史”尤其精通。江总本人年幼时就嗜好读书，擅长诗文'，早年曾受到过梁武帝的激赏。尤其擅长五七言诗，为陈后主时期文臣之首。江总的好学与文才对欧阳询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博学多闻、擅长诗文也成了欧阳询蜚声后世的重要原因。在欧阳询年纪稍长的时候，他的生存环境也并不理想。江总身为宰辅却与陈后主终日游宴、诗酒唱和，极力压制那些提出不同意见的忠志之士，导致国政日颓、纲纪不立，受到了世人的强烈指责。陈朝最后的覆灭，实际上与江总的荒废政务也有一定关系。作为江总的养子，欧阳询也承受着同样的压力。此外，据史书记载，江总的长子江溢，颇有才情，但是生性傲诞,仗势欺人，即使很近的亲属和故友，也不免受到他的欺负诋毁。欧阳询13岁入江总家时江溢大约32岁”，连常人都很难入他的眼角，作为叛臣之子且相貌丑陋的欧阳询，恐怕不会有太好的境遇。
在出身问题上，欧阳询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一门亲族由于叛乱被全部“籍没”，在封建时代这样的耻辱无以过之，他背负了乱臣贼子孽子的恶名。另一方面，养父仕陈期间对陈后主的昏聩无能不但不加诤谏，反而与君主纵情诗酒，打压贤明，荒废朝政;至国破君亡，他自己又转身入隋，谋取爵禄,这不免令欧阳询又承受了世人对江总的骂名。此外，身材瘦小、相貌丑陋，又给他的生活投上了一层阴影。成长在充满消极评价环境中的欧阳询，逐渐形成了自卑、封闭、处世谨小慎微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他书法中也有相应的表现，促成了他书法森严整饬、细瘦健挺、险绝峻拔、中宫紧抱等典型风格特征的形成。
壮年
欧阳询的出身和早年情况已如上所述，他壮年以后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又怎样呢?总体说来，可以用困顿淹蹇、沉潜负重、老病哀怨来概括。
一、困顿淹蹇
欧阳询一生纵跨了陈、隋、唐三朝，他的仕宦经历可谓复杂曲折。翻遍史籍，并没有关于欧阳询在陈朝为官的经历记载。陈朝灭亡时，欧阳询已经33岁，早已经过了贵族子弟入仕的年龄，这在江总家族里更是少见的现象。很明显，欧阳询乱臣之后的身份在陈朝已是朝野共知的事，被“籍没”人家子孙不得仕宦的规定，使他被排除在了一切权力之外。杨隋一朝历时37年，大约相当于欧阳询的中老年时期，从33岁到61岁。对于聪明绝伦、精通经史且书法特异的欧阳询，朝廷本应该委以重任，令其施展平生所学。但是《旧唐书》本传记载他仅仅做到了官职七品的太常博士，°这一职位甚为清闲，类于搁置不用。隋亡之后，欧阳询投奔窦建德的东夏王朝，被封为太常卿，仍掌礼乐。时隔不久，武德四年(621)四月，东夏被唐剪灭，他再次以降臣身份转仕李唐。由于仕隋时为李渊的幕僚旧友，出任门下五品给事中。虽然欧阳询的品级日后还有所升迁，但事实上都不如这一时期更受重用。唐高祖当政的后六年是欧阳询仕途中的黄金时期，其间他参与了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甫入唐朝，他就遇上了唐王朝的第一次铸币，他拟定了“开元通宝”的钱文并亲自书写了字样。当年七月即正式颁行全国。由于他首次使用了“通宝”作为钱文，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沿袭近一千三百年，其间他还参与了《陈书》的修纂（在有生之年未能告竣)，完成了由他主持的著名类书《艺文类聚》的编写。由此可见，武德年间高祖重用欧阳询所看重的，并非其政治等其他才能，而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书法。
“开元通宝”钱，欧阳询制钱文并书
然而好景不长，欧阳询最终还是成了皇位争夺中的牺牲品。自李渊起兵以后，李世民跟随父亲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足智多谋和英勇过人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而李氏既得天下之后，李世民出征的机会逐渐减少，他的声望慢慢被太子建成超过。欧阳询入唐之时，正处于太子建成势力上升、世民地位下降的转折期，而他最终不幸地站到了太子建成的一边。“玄武门之变”随后爆发，欧阳询的仕途再次遭受挫厄，被调离了中枢机关，以从四品的官职安置在了太子承乾的藩邸，看似升迁，实为疏离。此后,欧阳询虽然也有升迁封赏，并参与了几次较大的国事活动，但终被视为清班老臣，再未受到重用。贞观十二年，虞世南逝世，太宗皇帝慨叹身边无人可与他探讨书法。其时欧阳询还健在，书法水平与虞世南不相上下，太宗却置之不用，最终选定了小欧阳询40岁的褚遂良，欧阳询在太宗眼中的位置可想而知。
除了仕途坎坷，欧阳询的形象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压力。他身材瘦小、相貌丑陋，常常招致朝中大臣的嘲笑调侃。有些嘲谑虽然只是发生在特定的娱乐场合，但也确实反映出他无足轻重的地位。纵观欧阳询一生的仕宦经历，在隋三十余载，不能锥处囊中，其颖立现;隋亡之际，树倒禽飞，不能择木以栖;皇子争位，不能料其胜负，误定依属。接二连三的判断失误，恐怕并非出于偶然，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他的政治眼光和处世能力产生怀疑。欧阳询自中年以至老年的境遇，失意时多，得意时少，长期困顿带来的灰色调，成为他早年性格延续至老的一种深层原因。
欧阳询《化度寺碑》(局部）,贞观五年(631)书。
《仲尼梦奠帖》，这可能是欧阳询存世的唯一墨迹了
二、沉潜负重
对待学术和书法，欧阳询有着过人的毅力，能够负重沉潜。对待书法，他潜心推求，不厌其精;对待索请，他亦严谨对待，不曾敷行塞责。欧阳询一生为别人撰写、书写了大量碑文和墓志仅历代著录中由他书写的碑版就有三十余通。陈隋两朝及初唐书碑撰碑者多不留名，他当年实际书写的数量一定远远大于这个数目。这些碑志多数出现在贞观年间，当时欧阳询已是官居四品、六七十岁的老人，竟然还经常俯身碑石之间，以工整的楷书或八分书写动辄以千字计的碑铭。
三、伤痛哀怨
欧阳询在朝为官，常常被人轻视嘲弄，他又不善于处理与显贵的关系，故晚年的境遇颇为不顺，心境近于凄凉。欧阳询不善营建有利的人际关系，屡屡冒犯权贵。首文注释中曾提到欧阳询对长孙无忌的嘲谑反唇相讥，毫不顾忌可能带来的报复，连太宗皇帝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提醒他如此唐突地讽刺皇后的兄长，难道不怕得罪皇后?以娱乐为目的的相互嘲谑虽然是在皇帝的提议下进行的，表面上不追究各自的责任，但实际上，地位高的大臣可以调侃地位较为低下的官吏，地位低的官吏却不能轻易取笑高官显贵，否则很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欧阳询激烈的反应、犀利的反唇相讥恰恰从一个侧面流露出他对自己相貌的敏感和强烈的自尊心，甚至可以说是强烈的自卑心理。下面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欧阳询拙于在官场谋生。宋国公萧璃随太宗射猎，射完了箭筒里所有的箭仍没有射中任何猎物，欧阳询赋诗相讥，后来诗被太宗看到，欧阳询竟由此而得罪了萧瑀。欧阳询的仕途多少带有一些悲剧色彩，其黯淡的心境可以从他的一些尺牍和《史事帖》中窥见一斑。《史事帖》是欧阳询晚年所写的一批读史杂记，可以看作反映其晚年心境的一面镜子。 欧阳询本人是一个极不潇洒的人，《张翰帖》流露出他对张翰潇洒风度的敬慕和向往；《梦奠帖》流露出对“年岁之不吾与'的伤感凄凉;《度尚帖》则在对曹娥事迹的追述中蕴涵着自己的身世之悲.....在欧阳询的尺牍中常常能见到讲述年老体弱、心力交瘁之类状态的词句，反映出他晚年沉郁衰飒的迟暮心境。
《车驾帖》局部
纵观欧阳询的一生，谨慎、内敛的性格特征始终占据着他性格的主流。这直接影响到“欧体”这样一种方整谨严、静穆奇险的楷书书体的形成。他的字表现为一种封闭结构，冷峻异常，自始至终充满着内在的紧张感和强烈的排拒感，使人难以近前。在他一生的作品当中，年代越是靠前，这种风格倾向也就越发明显。从欧阳询55岁时书写的《姚辩墓志》来看，欧阳询中年书法风格紧密瘦硬，甚至偏于枯索。
欧阳询《姚辩墓志》(局部)
到了晚年的《化度寺碑》和《九成宫醴泉铭》，才明显增加了醇厚的意味，真正达到了骨肉相称、圆融中和的理想境地”。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局部），贞观六年（632）书
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晚年经意二王，笔致、结体都逐渐与之趋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岁齿的增长逐渐冲淡了他因早年心理和处世态度而形成的书法面貌上的拘束、自闭、排外和冷峻，增加了思想、性情上的弹性、圆融和生命的质感。
书法史向来将“欧虞'并称，事实上，两人的人生境遇和书法风格都有很大的差别。从书法面貌上来看，欧阳询与同时代的虞世南相比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欧阳询老成持重，峻伟庄严;虞世南轻松平易，蕴藉风流。这与两人际遇上的巨大差别存在一定关系。虞世南早在23岁时就被征入王府,踏上了仕途,有隋一朝较为平顺。在李世民为皇子的时候就站到了秦王府阵营，故李世民做了皇帝之后对他尊宠有加，两人一起探讨兴衰之道，诗酒酬唱，切磋书法。虞世南名列“十八学士”，是李世民欣赏和倚重的大臣。他在有生之年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抱负，可谓仕途平顺、春风得意。因此，虞世南的心态较为平和，没有欧阳询的身世之悲、仕途之叹。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
关于欧阳询的相貌和他的书法，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武德年间，高丽遣使索求欧阳询的书法，高祖李渊感慨:没想到欧阳询书法的声名竟然远播外族地区;高丽人看到欧阳询的字，一定会以为欧阳询的身材高大魁伟吧! 我国很早就有“书如其人”的说法。从高祖的感叹来看，他似乎认为“书如其人”现象在欧阳询身上并没有得到印证。
“书如其人”思想首先由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明确提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虽然这种提法直到清朝才得以最终定型，这一思想的萌芽却由来已久。早在三国时期，钟繇在《笔法》中就曾提出:“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在书迹与书家之间建立了联系; 郝经提出“书法即心法”，把这种关系更进一步具体化;项穆则提出“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又大大强化了这层关系。
然而用“书如其人”的理论去解释书法史上的现象，常常会遇到麻烦。比如，飞扬跋扈、阴险歹毒的秦相赵高，贪虐多诈、无恶不作的蔡京，卖国投敌、陷害忠良的秦桧等等，虽然作恶多端、罄竹难书……但他们的书法却偏偏胜出常人一筹。而不少历史名臣，如唐朝名儒、大文学家、国子博士韩愈，思想新锐、气贯如虹的大改革家、北宋名相王安石等，其书法却让人难以恭维。以至黄庭坚甚至总结说:“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书。”欧阳询身材瘦小、相貌丑陋而其书法却颀长峻拔、气宇轩昂、凛然不可犯，也难怪高祖感叹万分了。
在书写者和书迹的关系问题上，暂且撇开书写的文字内容不论，必须首先明确:“书如其人”并不是指字迹与书写者的身形、外貌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说书法是人性格、禀赋、气质、趣味等方面的直观反映。“书如其人”有它特定的使用范围，超出这一范围使用，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欧阳询的书法风貌可以反映出他不屈不挠、小心谨慎、自尊敏感的内向型、防守型性格，而他体形矮小，相貌丑陋的特点则无法通过书法直接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