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黑马，回忆保定河北大学的劳陇教授

记我们的劳陇(许景渊)教授

作者：黑马

信步闲游，似孤云缥缈

把幽谷巉岩绕遍

蓦回首，水仙花开

璨璨金盏一片

绿荫下，翠湖边

迎风弄影舞翩跹

这是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水仙》（The Daffodils）一诗的中译文，译者是本文的主人公翻译理论家劳陇教授。他把其题目翻译成《水仙辞》。我有幸在1981年大四时就欣赏到了这篇译文，那是在劳陇（许景渊）给我们本科生开的翻译课上。

那是在百废待兴的年代里，我成了77级的一员上了大学学习英文。

进校后不久就发现系里经常出现一个拎着旧布兜子，耳朵上捂着个用发黑了的白胶布粘住的助听器，跟谁说话都在狂吼的聋老头，大家都十分尊重他，他是学识渊博的大师！别人告诉我他叫许景渊，本来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师，那时那个学院教师们都下放到河北农村接受劳动改造。1970年代初河北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英语专业急缺英文教师，劳陇就就地调入。当初的河北大学在保定的郊外，虽不偏僻却荒凉。大学北院是当年的省委旧址，还很雅致，可外文系所在的南院却是新开辟的校区，荒芜一片，连条柏油路都没有，一到下雨天外文楼就成了一座泥泞中的孤岛。他是个大学者，雨雪天照样步行来给我们上课。

他的《水仙辞》是一篇译海绝笔，令人倾倒。以后这篇译文就发表在了著名的《翻译通讯》上，为整个译界耳熟能详。

但谁也无法相信，他“磨”这首诗的环境竟是那样一间黢黑的小平房。那个时期学校里的住房条件很差，他就住在一间普通的小平房里，天天能看见他端着饭盒去很远的食堂买饭，买饭的路是校外通往学校门口的一条没有柏油的泥土路，雨雪天里十分泥泞。他蹒跚在泥土路上，衣着简朴甚至可以说不修边幅。

但审美的心灵是自由而广阔的，什么现实的恶劣状况都无法阻隔。往往审美主体的环境与客体的境界之间有巨大的反差。至今，我耳畔萦回着的仍是他用浓重的无锡腔吟诵的《水仙辞》中译文和高声大气的讲课声音（因为聋，他说话就像喊）。我们就是在他的“喊”声中上了一年的翻译课。而课外我有翻译问题总是跑去向他请教，也向另一位教汉译英的黄为葳先生请教，他们都是不厌其烦地给我指导和答疑，有时还批改我私下的翻译练习，按说那是超出他们工作范围的事情，他们从来都当成份内事。回忆起来，当时的老师，遇到我们课外的问题都会热心解答，其实是我们占用了他们宝贵的课外时间。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愧疚。

 他的翻译事业其实是在六十多岁上到了河北大学才开始的，可谓晚矣。先是为国家翻译联合国各种文件，后来才真正“靠”上文学，发表了很多翻译理论论文，自己探索，开设了翻译课程而且成为了国内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是河北大学英语专业的骄傲。

国际关系学院恢复后，他又回到了北京。平时除了偶尔从西郊赶到王府井的戏院听些个古装大戏和带带研究生，他是黑夜白日地坐在书房里与书为伍，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在《中国翻译》（前身是《翻译通讯》）和《外国语》等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探讨“直译”、“意译”、“译诗像诗”、“神似”、“形似”、“神寓于形”等根本性问题，通过具体阐明钱锺书先生的“化境”假说，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他对问题的研究涉及文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等学科，其实是通过探讨翻译问题，达到了对人的心智活动的昭示。这使我想起北大赵萝蕤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一个真正的文学博士在进行文学研究之前所受到的全面严格训练，使他可以研究任何人文学科。”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文学类博士统称为Ph.D（哲学博士）了。劳陇先生虽没有博士头衔，但他走了博士的道路，后来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翻译学博士生导师。

在搞研究之余，劳陇先生身体力行，不断推出译作，以实践他的理论。他译的李约瑟著《四海之内》是国内公认的佳译；《三怪客泛舟记》更见他的幽默睿智的语言天才；还翻译了林语堂的名著《朱门》等名著，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我在学生时代受到劳陇先生点拨教诲，受益匪浅，每每与别人说起老师是劳陇，不仅自己自豪，听者也为我感到幸运。更幸运的是，参加工作后还能经常得到老师的指导，曾在八十年代与一位同班同学合作翻译了《劳伦斯传》，劳陇先生对全书做了校改，以校改的名义署名，这是我们师徒的一部翻译作品，也是对我们师徒关系最美好的纪念。后来的《朱门》一书劳陇先生分配我翻译了后两章，出版时我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劳力”，很多不知情的人都以为我是劳陇的亲戚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劳陇从西郊进城来听京戏购物，都会顺便来我在城里的办公室坐坐，带来他新发表的翻译理论文章的复印件给我学习。他在我办公室山呼海啸地喊一通话，然后挤公交车回颐和园附近的家，那种劲头真让我羡慕。因为我知道，从东四回颐和园，要挤车近一小时到动物园，再和无数的外地游客一起挤上332路车，晃荡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家。那二个小时连年轻人都犯怵，一个年近耄耋的老人怎么吃得消？可他为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就是能那么精神抖擞地挤车。我的同事每次听他吼着谈翻译理论，就躲到别的办公室去，等他走了才回来，总要揶揄我一番：天啊，你就是让这种疯狂的学究儿教出来的呀，你可别哪天也变成这样，那我们只能把办公室让给你一个人了。可我告诉他们劳陇的耳朵是如何遭难的，大家都难掩唏嘘并为他的顽强精神打动。等大家看到他翻译的书稿，简直惊叫起来：那遒劲的字体，一看便知老先生的书法功底；那几乎没有改动就一气呵成的译文，流畅考究，如同大作家的创作一般。大家都说，这样的才气，居然一直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竟拖到了古稀之年才有作为，实在是可惜。

还有更可惜的是，我们当年只看重铅印的成品书，对个人手稿都不在意。这样劳陇先生的书出版后他自己没有索要手稿，我更没想到帮他要。这样他那行云流水般的一本又一本翻译手稿就都没有了。作为编辑我都经手过，一个字一个字看过，领略过那种艺术品般的书法，但也只能留在记忆中了。否则，他的手稿展览出来，能激励多少后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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