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经方：方方皆秘方！
经方的特色是----方证对应 ，即在临床上力图寻求特定的脉证组合并与特定的方药相对，强调方与证的严格对应，这是经方有别于其他流派的最特殊本质。 传统的中医有着众多的流派，而经方只是其中拥有自己独特理论体系的一个法门。就现行的《伤寒论》来看，全书是以六病为纲以方证为目，是一个纲目完备的体系。
《伤寒论》不是普通的方书，方药之中蕴含独特的理法。如见发热恶寒、头痛、无汗、脉浮紧等症常用麻黄汤；而发热头痛、汗出、恶风、脉浮缓则常用桂枝汤。仲景并未明言其中的道理，而是通过类方反复演示这种方证药证之间的动态对应关系。不论什么病只要出现相应的方证即可选用相应的方药治疗而获效，正是病无常法，而证有定方。
学经方不能忽视其中所蕴含的理法，经方虽“罕言病理”但并非没有病理。曹颖甫曾言：“不明病理者不可与论伤寒”。其实经方不单指《伤寒杂病论》所载之方，更因其具有仲景所确定的独特的临床应用准则，离开了仲景所确定的规范用方已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方。所以临床应用经方必须遵循经方特定的临证思维方式。
2.仲景何以被称为医圣？
中国文化常用神圣工巧来区分不同的层次境界，在不同领域都有圣人的称谓。何以在医学领域唯有仲景被称为医圣？答案就在孙思邈的一段话：“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博大精深的孙思邈坦言自己没有读懂仲景大论，但他已经感受到了经方的神奇。仲景的杰出贡献并不仅仅在于保存记录了几百首古方，更在于他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一个具有完整独特临证思维模式的诊疗体系。
诚如徐灵胎言：“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通”。此书历千余年而不衰，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仲景被称为医圣绝不是偶然的。
3.经方的科学性在哪？
为什么一本三万多字的《伤寒论》其载方仅113首，用药只96味。能被无数医家反复研读注释而难以穷尽。文字虽少但它所蕴含的信息量及临床价值却是巨大的。它的魅力令人百读不厌，进而让人“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陈修园语）。
经方之所以为经方，并不在于所用的药物有多么独特，而在于对疾病的认识、药物的组合、 临证思维及编排体例等具有独特性。
不同的医学流派对疾病的认识及对症状的观察取舍不尽相同，仲景对疾病的认识层面观察角度及侧重点与《黄帝内经》明显不同。
在《伤寒论》中不难看出仲景的着眼点在于方证的组合与对应，而不在于具体的病名。经方的症状组合非常严密，脉症变化与方药之间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且达到了很高的量化水准。其脉之浮沉，或强弱，口渴与否，汗之有无，往往一症稍变，则治法迥异。
（2）仲景的方药组合独特
通常说汉字是由笔画组成，但更确切地说汉字是由字根组成。很多笔画较少的字本身既是一独立的字同时又作为字根广泛应用。字根是汉字最重要的构架，汉字的独特构架所蕴含的各种不同意象正是反证汉字视觉效应的独特魅力所在。
经方的独特性亦在于它有独特的构架。经方如其说是由药组成不如说是由方根组成，方根乃经方的基本构架。很多方根是可以独立运用的小方，有其相应的适应证。方根进一步组合与塑造便孳生具有新的复杂结构与功能特点的众多新方，故经方与汉字一样具有简易性与繁难性、贯一性与孳多性两极共生的奇特现象。如桂枝汤虽药仅五味，却有好几个方根组成，但它又作为一个方根进一步组合成更多的新方。从方根入手是认识经方的重要方法。
（3）仲景的临证思维独特
与仲景同时代的名医华佗所著《华佗神医秘传》，及后世绝大部分临床方书，基本上以《黄帝内经》的理论为基础，即以阴阳五行藏象学说为核心，在辨证过程中强调病机与推理，以法统方选药，对方药的选择有很大的随意性。而经方强调的是方证对应，以证定方，强调特定的脉证组合，对应性很强。经方中极少有病机术语，很少有气虚、脾虚等说辞。在《伤寒论》中通篇无五行藏象概念，在《金匮要略》第一篇虽有这些概念，但与全书内容不相衔接，有待存疑（经方家胡希恕即持此观点）。
（4）仲景的编排体例独特
在《伤寒论》中仲景运用了高深的逻辑原理与排列组合原理。马堪温教授认为：“《伤寒论》体系，虽然说不上天衣无缝，却是中医学甚至是中国古代科学中最值得重视的应用逻辑体系”。仲景将某些脉证组合称之为特定的证，并与特定的方药相对应，形成了近似几何学上的公理定理，由此进行推导演化形成一相对完备而复杂的体系。由于运用这些原理，大大提高了文字的表达效率。
具体的疾病是个性的，特异性的，而一般的症状则大多是共性的，非特异性的。仲景超然于个性之上，着眼于共性的症状，如发热、恶寒、体痛、口渴、心悸、小便不利等，这些症状大多缺乏特异性，但几个相应症状的组合往往便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证并有特定的方药与之相对应，如发热而呕者小柴胡汤主之、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等。从原文中不难发现仲景极少就单一症状确定方药，因为单一症状具有不确定性，缺乏特异性。其内容是条文式的，但全篇是一有机整体，前后条文有着紧密联系，纵览全篇不难发现仲景是将几十个常见症状与几十味常用中药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特定的对应关系。症状之组合即为证，药之组合即为方，两者相对即为方证相应。证以方名，方由证立，有一证必有一方，有是证必用是方，处处展现的是方证一体的精神。
经方的很多条文恰如最简捷精炼的医案，遵照原文的精神学习应用即会有效，古今纯正经方家的医案处处展现出这种精神。经方的这些条文又恰似书法中的古帖，当有读帖临帖的态度来对待，否则过早地师心自用必坠恶道。
《伤寒论》的科学性在于它能很好地指导临床各科，不论是一个系统或一个病，抑或是一个症。如陈达夫所著《中医眼科六经法要》即是仿照《伤寒论》体例，以六病为纲以方证为目，对眼科系统疾病进行辨治。咳嗽本为一症状，而唐步祺所著《咳嗽之辨证论治》虽未仿照大论体例，却基本遵循仲景的理法原则。该书罗列经方时方达百余首，却仍未能囊括所有治咳嗽之方剂，笔者临证治疗咳喘所用方药常有超出其范围者。
不难看出任何一病，在其发病的过程中究竟能出现多少种方证实在难以确定，故编书以病为着眼点则不胜其烦，将有编不完的书。这两本书从不同的侧面对于正确认识经方很有帮助。
经方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科学价值 、临床价值、示范价值。
经方的科学价值已于前述，其临床价值毋庸置疑，古今经方家的临床实践早已证明了经方的非凡功效，常常用效如桴鼓来形容。经方的疗效不因时代的变迁，地域的差异，肤色的不同而有差别。所有这一切足以批驳古方不能治今病之说。
如何看待经方的示范价值？陈修园曾言：“儒者不能舍圣贤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景之书以治疗”，日本医家喜多村则更直接明了地说：“没有《伤寒论》的医学是不能称为其医学的”。
就连时方大家朱丹溪亦言：“仲景诸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世欲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
仲景虽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但经方显然不是什么中医大全，并未囊括同时代的所有经验方药。仲景更是坦言：“未能尽愈诸病”，但此书却可令人“见病知源”，这正是仲景苦心孤诣之处。但凡有志于医道者，若不能做到“见病知源”难免坠入“多闻博识”之流。
经方的功用不在于一病一方，而在于对临床各科普遍的指导作用。陈修园认为：“是书虽论伤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可以认为经方不是中医的唯一，确是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中医最佳的临床指南。
太多的中医同仁认为经方难学，这种观念似已根深蒂固 ，其中的原因确有多种。
从表象上看是因 “文辞简古奥雅”，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思维观念。因绝大多数人学中医都是从时方开始，而经方与时方的思维理念全然不同，久习时方便会形成思维定势，这将严重地妨碍对经方的理解认识，相反一些没有学过时方的西医甚至非医学专业人士，学经方反而更容易（当然前提是教经方的老师必须按经方的理念来教，若按时方的理念教仍将不得要领）。
柯韵伯说的好：“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