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学（一）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的陈桥驿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一个新的朝代，宋朝兵不血刃地诞生了。

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稳定新朝政局，防止武人干政，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弊为中心，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

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崇文抑武的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与儒学复兴

宋仁宗嘉佑二年，北宋著名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

宋仁宗被认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受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坚定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新儒学，也叫宋学。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是为否定支离繁琐、拘守师说的汉唐章句注疏之学而产生的。宋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兴办州县之学。

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

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定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瑗。

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倡导明体达用之学。明体达用，关键是体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胡瑗讲的体用，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有体有用有学。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治学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意旨和治国治家的致用之学，二十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胡瑗对宋代新儒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胡瑗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

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辩，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那里，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醉翁亭记》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欧阳修想通过一种不同的文体，如用先秦两汉那种古朴的散文，来表达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绪的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

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传注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

宋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端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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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一个喜欢阅读的，有点强迫症的小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