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1965年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史诗级大辩论
《兰亭论辩》
导语
54年前关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到底是不是东晋时候的王羲所书还是后世书家人托名所为引发一场辩论。这场辩论迅速的从书法界跨越到历史、考古、文学界最终引发整个文化界的参与，参与这次辩论的学者与官员的级别之高，跨越时间之长，影响之大绝对堪称是一场诗史级别的世纪大辩论！
《兰亭序》冯承素摹本
两块墓碑的出土引发对《兰亭序》真假翻案
事情的缘起是当时考古发掘出了东晋时期的两块碑《王兴之墓志》和《谢鲲墓志》，这两位墓主与书圣王羲之关系颇深，王兴之为王羲之的从兄弟，墓碑一面是永和四年刻的，而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在永和九年写的。谢鲲是谢安的伯父，与王羲之的父伯结交至深，所以从辈分上讲是王羲之的长辈。这两块碑都是在南京出土的，南京为东晋之都城，东晋之时名为健康，这两块墓志碑被当时的文化与艺术泰斗级人物郭沫若看到，郭老喜出望外！经过一番研读和考证， 1965年6月10日及11日，郭老撰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同时发表。，在文中正式提出《兰亭序》是唐人所伪托的赝品。
一石激起千层浪！
郭沫若的观点主要有两点，其一：从出土的这两块东晋墓志的书体风格来看，和王羲之的兰亭序的书体风格相比较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有图有真相：
晋·王兴之墓志拓片
《王兴之墓志》全称《王兴之夫妇墓志》，出土于南京燕子矶人台山一面刻于东晋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另一面刻于永和四年（公元348年），碑文共计203字。
晋·谢琨墓碑原石高清
《谢鲲墓志》，1964年9月10日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中。横腰被推土机挖去数字。立于东晋泰宁元年（323）十一月。志长60厘米，宽16.5厘米，厚11厘米，质地为花岗石。志文共四行，行十七字，末行少一字，共六十七字。
其二：从王羲之当时写的兰亭雅集的诗来看，很乐观，《兰亭序》后半部文字有些悲观，兴感无端。应是后人“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关于这个观点，郭老不是第一个发现和提出的）
《兰亭集序》的文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版本，另一是收录在《世说新语》名为《临河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成书时间在唐之前早，但是古人编书尤其是小说类的书，在文章也有取舍的可能。
高二适对阵郭沫若，这场史诗级的论辩最终谁占上风？
当时的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先生看到郭的文章后，非常不同意郭老的看法，马上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并寄给当时的大闻人章士钊先生并请他推荐给毛泽东主席“评鉴”（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曾在他编撰的《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
郭沫若先生像
高二适先生头像
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将此文连同作者高二适给他的信一起附寄，希望能够发表高二适的辩论文章。
毛泽东看过文章和来信后于18日复信给章士钊说：
“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于是这一场由主席首肯的辩论拉开大幕，历时之长，参与人员之众，论文数量之多，参与学者名头之大，堪称诗史级别了！根据相关的资料，略整理论辩双方的阵容名单如下：
支持郭沫若观点的有：康生、陈伯达、老舍、启功、顾颉刚、翦伯赞、龙潜、郑天挺等
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章士钊、陈叔通、邵裴子、唐兰、黎锦熙、唐长孺、周振甫、博雪斋等。
论辩的相关文章很多，文物出版社1977年将全部的论文收集出版《兰亭论辨》，简述郭老和高二适老的两人主要观点如下：
郭沫若认为：兰亭序最有可能的写手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所为。且“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是禅师的口吻。
高二适以为：王羲之的诗中明明有“合散固无常，修短定无始”，就是这种意思。初唐诸家都学王书，没有理由否定他们的鉴别力。现存《兰亭集序》和其他传世的王字相比，风格基本一致。《法书要录》收录的王羲之、王献之《杂帖》，凡数百则，其中又有部分见于《淳化阁帖》，字体风格与《兰亭集序》几乎一致，难道都是后人所模拟?更重要的是，《兰亭序》的美学趣味与魏晋风度相一致。
高二适兰亭论辩手稿
高二适兰亭论辩手稿
当时站在高二适阵营的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的一段文字，不做艰涩深奥的考据考证，直白而简单便将观点说的清清楚楚：
“如照郭说，以字形判非右军笔，则其他世传右军字迹如《十七帖》等等，以及《快雪》、《时晴》、《奉桔》三帖，中唐时期流入日本之《丧乱》、《孔侍中》两帖，皆陈隋人所廓填者，皆有问题，可以一笔抹煞。不但此也，与右军同时除三希之王询伯远帖或者为郭公所承认，其余王导、谢安、王廖、庾亮、庾翼诸人遗迹皆可否定，此事恐不甚合理也。”
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认为高二适的观点是正确的，当代著名书家刘正成先生对这次的辩论最近在一次演讲中做了一个补充，他补充的是对《兰亭序》的书体风格与出土墓志的书体风格差别原委。我在这里简单编辑了刘先生的原话观点，呈现如下：
王羲之时代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代，而王羲之则是完成钟繇创造楷书“旧体”的继承者和开拓者。郭沫若说这个时代没有楷书，他所谓的楷书其实就是当时三体之一的铭石体。什么叫“三体”呢？汉代隶书，《礼器碑》就是铭石之书。刻到石头上的很规范，就像我们现在《人民日报》上的印刷文字一样。武威汉简就是公文，它写得很工整，敦煌汉简就是一般人做笔记的“行狎书”。这三种书体都是同时存在。我认为《兰亭序》就是与铭石书同时通行的行狎书，王、谢墓志是铭石书，是介于隶和楷之间的楷书。我的结论是：郭沫若使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资料来求证地上古文献资料，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但结论是错误。其错误在于失察古代不同书体同时使用的历史。
俱往矣！《兰亭序》中句：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