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部城市”将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战略增长极

编者按：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迎来了第四波洗礼，哪些城市能够在政策收紧、银根收紧、土地收紧、要素约束、环保约束、机制约束等条件下，将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与创新发展模式相结合，走出一条可持续高速度增长、集约型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能在新经济地理上成为新的创新尖峰。这其中，“腰部城市”及其后备力量作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中场，将成为中长期发展的战略增长极。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的分水岭

如今很多城市都在研究改革开发以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节点、发展历程、阶段特征、发展动力以及经验教训等等，进而更好地服务于近中期、中长期或中远期城市战略。尽管不同城市具有不同发展阶段与发展层级，但很多时候这些城市都需要置身特定的国内外形势与际遇，才能找到自身发展模式，这也决定了不同城市在发展阶段划分上具有共同性。对于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我认为最合理的阶段划分有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1年（冷战结束），是改革开放酝酿期，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城市格局的初始结构。在这个阶段，往往是如下几类城市更容易获得长足发展：一是凭借传统经济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如依靠煤炭、钢铁等资源或港口、沿江等区位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二是依赖计划经济条件下重大生产力布局，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相关城市；三是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中心化发展，如省市统筹资源发展起来的、具有较高首位度的省会城市；四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叠加红利释放，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沿海开放经济区等。当然，在当时人口较多、面积较大、土地肥沃的农业城市，也曾一度辉煌。

第二个发展阶段：

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到2000年（中国互联网元年），是双轨体制转型期，决定了改革开放城市格局第一波洗礼。在这个发展阶段，核心的发展动力是市场化改革，哪个城市率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进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谁就逐步在中国的城市版图上加速崛起。在此过程中，尤其是江浙沪、珠三角等一些城市抓住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历史机遇，不仅建立完善了以民营经济、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微观机制，还逐步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建立完善工业体系，还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造成中国产业资源、创新资源、人才资源“孔雀东南飞”的现象。

第三个发展阶段：

从2001年（中国入世）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及国际金融危机），是中国制造爆发期，决定了改革开放城市格局第二波洗礼。在这个发展阶段，哪些城市能够抓住中国入世的历史性机遇，在贸易部门带动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制造部门，进而将中国制造输送到全球，这些城市就能在中国的城市版图上异军突起。在此过程中，尤其是东南沿海一些城市，率先通过围海造田、划地成园、招商引资、规模生产、出口拉动等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进一步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与服务外包等，从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向高端不断攀升。期间，中国政府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协同发展，形成了较大的战略协同。

第四个发展阶段：

从2009年（中国布局自主创新示范区）到2017年（改革开放近40年及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前），是五化协同膨胀期，决定了改革开放城市格局第三波洗礼。后危机时代，哪些城市脱离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路径依赖，进入以激发创业创新活力的创新驱动，将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业态创新、产业组织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思想文化创新有机结合在一起，哪些城市就能在中国的城市版图上傲视群雄。2012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此后一批城市继续工业路径依赖，出现了发展增速边际递减趋势；而另一批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后期任务的创新型城市，将人的价值驱动与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有机结合，走向了新经济发展之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城市发展最大的创新价值是在政策收紧、银根收紧、土地收紧、要素约束、环保约束、机制约束等条件下，如何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开放创新、民生福祉有机结合，将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与创新发展模式相结合，走出可持续高速度增长、集约型高质量发展之路，将决定着改革开放城市格局第四波洗礼。在第四波城市洗礼中，一般规律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但总有一批“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城市，在这个发展阶段脱颖而出，成为传统经济地理的挑战者、破坏者以及新经济地理上的佼佼者与引领者。

当前城市发展格局的结构性分析

最近一段时间，常常鼓吹中国城市的“三个世界”及其产业化发展战略。大意是将中国城市按照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分成“三个世界”，不同世界的城市需要不同的使命与任务。比如，“第一世界”的城市为GDP过万亿、人均GDP在两万美元左右。这些城市富可敌国，都需要逐步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总量需要保持在到30个以上，约占全国GDP的40%左右，基本进入或完成了后工业阶段发展任务，成为扩大内需、抢占战略制高点的高地，并代表国家成为国际竞争、国别竞合的主体，着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二世界”的城市为GDP达到3000亿到万亿之间、人均GDP在一万美元以上，总量保持在70个以上。这些城市都要成为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大调整大开放大开发的主体，并与中心城市一同形成超级城市群，大力承接国际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全面加速工业化进程，成为高质量与高速度并举的战略增长极。“第三世界”的城市为GDP在3000亿以下、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下。这些城市有的要积极发展、有的要维持发展、有的要限制发展，需要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方面充分发育的基础上，谋求跨越发展，这些城市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25%左右。

当前，中国之所以自己认为是发展中国际，但在国际被以为是发达国家，取决于不同区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具体而言，是因为在300多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之中，不仅涌现出诸多富可敌国的城市，还拥有大量欠发达城市，尤其是年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城市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在“三个世界”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的城市分为头部城市（地区GDP10000亿元及以上）、颈部城市（地区GDP 8000亿元以上、10000亿元以内）、腰部城市（地区GDP 5000亿元以上、8000亿元以下）、臀部城市（地区GDP 3000亿元以上、5000亿元以下）、腿部城市（地区GDP 1000亿元以上、3000亿元以下）、脚部城市（地区GDP 1000亿元以下）。

从2018年城市发展来看，头部城市拥有16家，即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天津、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青岛、长沙、无锡、宁波、郑州，尽管少数几个城市人均产出低，但基本上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阶段方向发展，也能够从城市到都市圈、城市群，产生更大的辐射带动能力。颈部城有7家，即佛山、济南、泉州、南通、西安、东莞、烟台。在近期或近五年进入头部城市的可能性较大，这些城市只要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中有两项以上的突破和协同，就可以获得长足的发展。腰部城市有19家，包括7000亿级的福州、大连、合肥、唐山、长春、常州、哈尔滨，6000亿级的石家庄、潍坊、徐州、沈阳、温州，以及5000亿级的盐城、扬州、绍兴、昆明、淄博、南昌、泰州。这些城市只要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中有三项以上的突破和协同，就可以获得长足的发展。臀部城市有39家，包括4000亿级的济宁、台州、嘉兴、厦门、临沂、洛阳、东营、南宁、襄阳、惠州、金华、宜昌、镇江，以及3000亿级的威海、沧州、漳州、太原、榆林、邯郸、贵阳、鄂尔多斯、中山、泰安、包头、淮安、岳阳、常德、保定、德州、聊城、衡阳、芜湖、菏泽、廊坊、乌鲁木齐、南阳、茂名、遵义、湛江。这些城市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此外，还有一大批腿部城市、脚部城市，除去一些需要限制发展的城市外，尚有巨大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空间。

腰部城市将成为中长期增长核心

为什么说腰部城市将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战略增长极？表面的原因是，头部城市因为体量较大、发展阶段高而发展速度边际递减，颈部城市稍微一努力就进入了头部城市；腿部城市、脚部城市虽有较大发展空间，但基数小、带动性弱；还有近40家臀部城市在短期内发展成为腰部城市；而腰部城市具有一定发展基础，是最容易取得长足发展的空间。但就根本原因而言，腰部城市是国家城市发展序列中承前启后的中场力量。中场力量弱，就没有发展后劲；中场力量强，就能够将头部前端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充分连接在一起，最终实现各类城市的协同发展。譬如，假定一个5000亿元GDP体量的城市，如果按照9.5%到10%的增速，到2025年就可以发展成为万亿级城市；如果按照6%左右的常规增速，到2030年才能成为亿万级城市。

应该说，在上一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哪些城市发展的好，基本上是取决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协同”发展红利的叠加。在“五化协同”的组织发展模式之中，工业化是为生产力跃升，信息化是为成本降低，城镇化是为消费升级，市场化是为激发民间活力，国际化是为走向全面开放。这其中，哪个城市率先重视并协同推进，就能得到更好的改革、创新、开放与发展。那么，对于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而言，有些城市需要继续按照传统意义上的“五化协同”来推进发展，但更需要一些城市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大局出发，开展模式迭代。譬如，“工业化”需要转换成为“智能化”，也就是从2.0、3.0加快进入4.0，升级产业结构；“信息化”需要转换成为“数字化”，将碎片的信息变为数据资产，并与制造业、服务业跨界融合，优化经济形态；“城镇化”应成为“都市化”，很多城市的城市发展模式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从自娱自乐的城镇化到区域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意义上的都市化才有更大的前途；“市场化”需要转换成为“做市化”，不仅仅局限在市场化配置资源，还要具有强大的平台思维、流量思维，进而产生更大的流水；“国际化”需要转换成为“全球化”，从全球范围商品输出、挣辛苦钱到全球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全面强化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在一般的语境下，第一产业对GDP贡献较低，占比越低越能体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二产业以前是大量城市GDP增长的首要动力，很多城市二产与GDP的其相关系数为在0.95到1之间，工业城市一般在0.98左右；如今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步提升，以前很多城市三产与GDP的其相关系数为在0.9到0.95之间，工业城市一般在0.92左右。对于很多城市而言，市场化、国际化是系统性的，甚至取决于自身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水平。某种意义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分别代表了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与城市发展模式。在产业发展模式上，一个重要的相关性，就是很多城市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5到1之间，工业城市一般在0.97左右；在城市发展模式上，一个重要的相关性，就是很多城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与城镇化率相关系数达高达0.95到1之间，工业城市一般在0.96左右；在创新发展模式上，一个重要的相关性，就是越是信息产业发达的城市越容易走向产业创新、越容易出现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上市公司、越容易走向新经济。几乎可以说，未来标准型的万亿俱乐部城市，工业总产值至少过2000亿美金、工业增加值率超过30%，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000家，城市化率不低于70%，人口规模保持在500-7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