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专栏||重续前缘
张晓红，荷兰莱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拉什迪、女性诗歌、文学理论，在European Review、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Scripta Humana、Tamkang Review、《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50多篇，出版The Invention of a Discourse、《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乱》中英文专（合）著6本，译著8本。
1980年，时过境迁，中国国门再度敞开，佛克马以学者身份重访中国，陆续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知名学府进行学术访问，回国后整理出版了荷语版《中国日记》（1981）。在立场、主题、材料、方法和体例上，《中国日记》和《来自北京的报道》虽然体现了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连续性，但由于作者的身份和兴趣发生了变化，后者更多地聚焦于后文革时代的中国文化生活和学界动态，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从作者的视野中淡去，充其量起到陪衬和烘托作用。
同年6月，佛克马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的学者们座谈，当时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张隆溪担任翻译。佛老对年轻的张隆溪颇有好感，邀请他同往三里河南沙沟拜会钱钟书先生。钱先生和佛克马对谈，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语，滔滔不绝，两人相谈甚欢。言谈间，钱先生大为赞赏佛克马与夫人蚁布思（Elrud Ibsch）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此书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印度尼西亚文等多国文字，成为多个欧亚国家的文学理论教材。钱先生问佛克马，为何未涉及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的理论。佛克马解释道，弗莱理论带有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玄想色彩，忽略了文学文本自足的文学性。2011年，佛克马给已在香港城市大学任讲座教授的张隆溪先生发送一封电邮，请他为即将问世的英文著作《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2011）作序。于是，三十年前的相遇竟然成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一次绝唱。
佛克马生前频频到访中国，与众多的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在比较文学界，他的学说和思想被许多学者奉为圭臬，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风向标。杨周翰、乐黛云以及曹顺庆等中国比较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与佛克马私交颇深，频频进行互动与对话。在佛克马的鼓励和指引下，王宁走上了比较文学道路。三十年间，王宁翻译了佛克马的多部论著。在他本人的著作与文论中，也时常援引佛克马的观点与见解作为理论支撑，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佛克马学术思想的赞赏和敬意。王宁多次邀请佛克马到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并做主题发言，两人亦师亦友的学术关系持续了一生。
佛克马的中国情结从其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可见一斑。他结合自身的从政经验和学术背景，夹杂对中国的文化想象，用荷兰语创作了中篇小说《马尔科的使命》（中译本载《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小说主人公马尔科是荷兰植物学家，受一神秘的国际组织委派携带一只装满书籍的箱子（其中包括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来到湘西武陵源地区，在山涧旁邂逅“洁白如钟冠花”的中国姑娘美丽，流连于花花草草之间，忘情于纯洁的爱情中，马尔科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美丽死在瑞典女间谍的枪下，马尔科经受数月审讯之后被驱逐出境。佛克马用抒情的笔触勾画了中国式乌托邦“天下平”客栈，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那美丽世界的深深眷念，其间寄予自己的文化理想——“文化从来不是同质的，不同文化决非处于彼此的对立面”。异质文化之间平等自由的对话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十分有益、值得尝试。异质文化发生交流、碰撞和冲突，赋予我们一种相对的文化视野，促使我们做出文化比较和文化选择，并对自身所属的文化系统进行必要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