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荣||为什么要走西口
为什么要走西口
文/陈秉荣
为什么要走西口？也还真有探讨的必要。
有一种人 ，也许是二人台小戏《走西口》看得多了，受其误导；或许是压根儿对走西口活动就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武断地作出论断：走西口的原因是因为“荒歉”，走西口是一种逃荒行为。
这是一种凉胡子话。其实年复一年的走西口活动，是陕北和晋西北穷苦农民讨生活的正常活动，其意义和现在农民工外出打工基本相同，不管丰年与歉年，总有那么一定数量的人去西口外打工谋生，只不过遇到灾年，走西口的人更多些罢了。
那么，造成走西口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
1、自然因素
陕北地区与晋西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复杂，有90%的土地是丘堎地和山地。地形支离破碎，耕地多为山坡陡地，平地很少，水浇地更少。土地贫瘠，肥力不足，形成跑水、跑肥、跑土的“三跑田”。
再加上气候原因，十年九旱，自然灾害频繁，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小农经济无法抵御。
因此，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单位面积产量低下。就保德而言，平年亩产在30公斤左右，丰年在35公斤左右，灾年在25公斤左右，甚至颗粒无收。即使是平年，本县产粮也不能自给自足，全凭内蒙古来的粮船接济。如遇灾年，缺口就更大了。
2、社会方面的原因
一是土地兼并剧烈。旧中国时期，土地兼并剧烈，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广大劳动者只占有为数不多的土地，有的人纯粹没有土地。保德县1946年统计，全县共有耕地540220亩，人均耕地9.7亩，地主富农占有耕地30483亩，人均14亩。需要说明的是，经过“减租减息”“回赎土地”运动，此时已有很多土地回赎到农民手中，所以显得地主占有土地不是特别多。下面两例看得更清楚。
河曲县1942年统计，地主富农占到总耕地面积的一半。
府谷县1950年土地改革前夕的情况，地主富农人均占有耕地79.1亩，贫僱农人均耕地11.8亩。
具体到某一个村，悬殊就更大了。
这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有的沦为佃农和僱农，有的则远走他乡，寻找生活门路。
二是赋税繁重。清政府征收的赋税为两种，按地亩征收的是地粮；按人头征收的是丁徭。还有各种“加征”和“加派”，山西的税务负担是北方诸省中最重的。一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都无法忍受，那些无地的赤贫者，生活都没有着落，哪还有钱交税呢？
雍正元年（1723），实行“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这对无地少地的农民无疑是有利的，可惜是河曲、保德一带，一直未能很好贯彻执行，直到光绪年间还是按老办法执行。
民国时期，阎锡山统治山西，山西的税务有增无减，农民负担日益繁重，所以历史上逃丁现象继常发生。
三是地主直接剥削。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要忍受地主的地租剥削，僱工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贫苦农民血汗被榨干殆尽。为了生存，只好四处闯荡，在闯荡中认准了“西口外”是养穷人的地方。
“西口外”与陕北和晋西北接壤，是国家开放的劳务市场。那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生活门路多，经济收益好于“口里”的自耕农水平，是理想的讨生活的地方。
走西口便成了内陆贫苦农民重要的生活门路。
作者简介
陈秉荣先生1941年生于保德县石塘村，早年曾任公社书记，后历任县文化局长、档案局长等职。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在方志、民俗、民间文艺等方面颇多建树。他是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山西分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中国地方志学会会员、忻州走西口研究会理事。他学识广博，研究领域宽泛，堪称是保德传统文化的半部活词典。几十年来，他如同一位勤勉的老农，不计寒暑，不避风雨，默默地耕耘于大山深处。除主编完成了1990年版的《保德县志》，校点重印了《保德州志》，创办了《保德文化》杂志，出版了民歌集《大河采风》、散文集《定羌杂识》，《保德农业合作史稿》《金瓶梅晋语浅释》等。他为挖掘整理保德文化遗产，传承保德文明付出了大量心血。年近古稀，他孜孜不倦，执笔写下《保德民俗》，为保德又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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