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6万人的秘密与一位艺术家的社会实验

“我非常清楚我违法了，但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作品看到的不止违法。我的每一个作品就像是对这个社会组织的切片，至于在切片中看到的是什么，需要观众自己来品味。”

34.6万人的秘密与一位艺术家的社会实验

作者：董冀宁

《秘密》实验

没有一般美术馆常见的宽敞明亮，《秘密》现场布置的像摄影师的暗房——近20米的长廊，没有任何照明光源，只有紫外线灯打在侧墙上，发出隐秘而迷幻的紫光。

墙上整齐排布的A4纸上，隐形药水书写下的个人信息在紫外线下呈现出夺目的红色：刘 x，武昌新街口 xxx，黑色别克牌汽车，车牌号 xxx，2018 年 3 月 2 日 13：54 在携程网购买了前往南昌的高铁票，3 月 4 日 9：46 在淘宝购买了 24 寸行李箱……

类似的红色，在20米的空间里绵延，一张，又一张，铺满了整面墙。

《秘密》原名《武汉市34.6万公民的秘密》。艺术家邓玉峰从淘宝上购买了武汉市34.6万条的个人信息，希望引起人们对隐私泄露的重视。他喜欢这种呈现方式，“个人隐私的泄露就像隐形药水下的文字一样，平时不起眼，而在特定的场景下触目惊心。二者有某种视觉上的共通性。”

参观者在黑暗中踟蹰。他们中有的人就是这些信息的主人，被邓玉峰“邀请”来看展。邀请短信被特意设计成和骚扰短信类似的口吻：“张伟，艺术家邓玉峰在黑市购买了您的个人信息，现邀请您来参观在武汉美术馆《34.6 万公民的秘密》艺术展览活动，快来观看自己的秘密吧！”

武汉美术馆的志愿者郑怡对这种互动感到新奇，“艺术天然使人敬畏，展示的内容又偏偏让人感受到侵犯。”他好奇人们的反应。开展后，他呆在角落里观察，有的人很有表达欲，有的人全程沉默，还有一位参观者在找到写有自己个人信息的那一刻爆了粗口，他说。

更大的反应来自社会上。34.6万，参照武汉市2017年底发布的1092万常住人口，意味着几乎每30个武汉人，便有一个人的信息被购买。另外这些数据全部购自淘宝，且总共只花费了邓玉峰5000多块钱。

再麻木于信息泄露的现代公民，也很难不被这些数字刺激。邓玉峰的老师，湖北美术学院的张卫教授甚至觉得这件作品“令一座城市感到了恐慌”。

4月6日，原本计划持续25天的展览，在第三天被紧急叫停。展馆关闭，警方封存了现场的展品，调取了原始数据和购买记录，邓玉峰本人也被叫去协助调查。

与此同时，购买隐私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隐私是在哪个环节泄密的？艺术家的行为边界在哪……围绕着这件作品的讨论，如同水面的涟漪，一圈圈扩大。

社会学家

见到邓玉峰是在他位于金盏艺术区的工作室里。挑高5米，占地超过150平米的loft，同时也肩负着居住的功能。这里离798很近，不需要工作的日子里，邓玉峰会去那里看展、或是打开音乐冲一杯咖啡在房间里看书。

因为作品的原因，朋友们喊他“邓先锋”，尽管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先锋。他身上没有一丁点艺术家常见视觉符号系统中的元素——平头、没留长发；一身黑色运动装，没有纹身，不戴手串或项链；没有什么肌肉，但也没有肚腩——乍一看就像不远处望京刚下班的程序员。

见到他时，他正在看《民主的阴暗面》，一本讲述人类历史上种族清洗与社会反思的社会学著作。与之作为呼应的，旁边书桌上还摆放着《深网》、《伦理学与生活》、《犯罪心理学》、《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等等十几本关于人类学、心理学的丛书。朋友方上从外地回来，看见这些书，笑称邓要在艺术圈里当社会学家。

邓玉峰并不反对这样的角色，事实上《秘密》中包含了大量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的运用，比如34.6万这个数字。实际上邓玉峰可以买更多的数据，“全国范围内1000万条数据肯能也就需要2万块钱，但是这条信息的冲击力明显不如某一座城市30万个人信息的冲击力大。”

他称之所以决定要在“个人信息泄露”上做文章，源于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度。根据《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 2016》，仅2015 年下半年至 2016 年上半年，因垃圾信息、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造成的总体经济损失就高达 915 亿元人民币。

他希望作品能够刺激到公众，在他看来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前卫思潮，社会环境与艺术始终处在彼此观望的状态里。这并非邓玉峰第一次尝试介入类似的社会问题。事实上，他最近的两件作品《秘密》以及《破案小组：营救行动》都源于他2015年的一件作品《黑经》。

当时，邓玉峰在台北，武汉，大冶，北京，惠州，东莞，上海六座城市，把相机镜头对准了城市当中的小广告，每个城市拍下了上千张照片。随后将这些照片里的电话等联系方式按办证和刻章、发票、吊车与挖机、枪支、性服务、毒品等等条目进行归类，做成了类似于城市黄页的书籍。

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2016年，他接触到一个贩卖儿童的组织。在报案后，他觉得作为艺术家，自己可以用艺术的方式去解决一些事情，于是他发起了一个召集，和有想象力、时间、精力的合作者一起去破案、营救。和这个组织的聊天记录、整个“破案”的过程，最终被呈现出来，就构成了《破案小组：营救行动》。

“大众层面所认为的艺术是停留在美学层面的，人们讨论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往往陷入一种对抽象艺术观念的讨论中，而我想用解决的角度去理解艺术。”邓玉峰说。

艺术的“解决”作用

对艺术“解决”作用的重视可以追溯到邓玉峰大学时期的一次艺术实践。

“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问大一时的邓玉峰，得到的大概是很多形而上的概念和名字，比如“美”，比如“安迪沃霍尔”，比如“米开朗琪罗”，比如《大卫》。作为雕塑专业的学生，邓玉峰每天泡在雕塑房里，关注的是材料、光影、线条和比例。

接受专业训练的他自认为懂很多，但是却常常苦恼，因为他无法让周围的哪怕最亲近的人明白他究竟在做什么， “我父母对我专业的理解是非常技艺性的，就是将来可以做塑像去卖钱，或者去做石匠，或者是可以接一些景区之类的工程，即使他们都是医生，属于知识分子。”

面对儿子引以为豪的“作品”，他们往往先是表现出陶醉的自豪状，继而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儿子未来现实层面的担忧。“我向他们解释这些作品艺术在哪里，他们永远不懂。”久而久之，在一个艺术从业者的家庭里，“艺术”几乎成了家庭的一个禁忌话题。

但是，亲情始终流淌着，父母一如既往地关心儿子的“艺术”，而邓玉峰则要不断尝试用新的方式帮助父母理解“艺术”。直到有一天，邓玉峰说，“我带着你们一起做一个艺术项目吧。”

他把家人们叫到一起。小时候在药房里，母亲让邓玉峰把来抓药的美女画下来，这是邓玉峰最早的绘画启蒙，但是伴随着“相夫教子”工作的完成，绘画作为一种“无用”的技能理所应当地被母亲闲置。邓玉峰给母亲买了四米长的一卷纸，鼓励母亲把怀他时做过的八个胎梦画下来。

母亲边画边想，创作持续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邓玉峰说，能感觉到“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产生了。

随后，一直在医院当领导的父亲悄悄拿出了多年来攒下的诗集，语言之细腻，差点把邓玉峰看哭了；大哥从事影楼摄影，贡献了一部自己给别人婚礼上拍的影集；二哥交了一幅自创的大拇指写的毛笔字；侄女们平时就有绘画作品留下；嫂子则交了一幅做了一半的刺绣……

这些展品被邓玉峰装裱、布置在自家院子里，项目的名字叫《合作》。这个项目完成后，他忽然发现禁忌打破了，好像每个人都明白了艺术是什么。“这件事带给我的价值比我做出来任何作品都要大，就是艺术解决了现实层面的问题。”

在大学时代，湖北美术学院的张卫教授和邓玉峰关系密切。他对邓玉峰的一个作品印象深刻，“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不好，然后他做了一个作品：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屋顶上布满了削尖的竹子，全部指向地面，来参观的所有人都很压抑，然后过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心情就变好了。”张卫教授称其为非常好的艺术实验。

争议

当《秘密》在互联网上引起讨论时，有些人好奇，艺术家介入公共事件和其他人介入有什么不同？

在邓玉峰看来，其实区别并不是那么明显。如同很多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一样，邓玉峰也深深地为约瑟夫·博伊斯。这位德国著名艺术家，传世的作品包括曾经在卡塞尔种下7000棵橡树。他第一个提出不区别艺术和生活的界限，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并且提出了“社会雕塑”的概念。

有时他在作品中也并非保持某一个社会角色。比如在《破案行动：营救行动》这个作品里，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我跟他聊天、归纳到研究内容里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一个有情感、有伦理道德的人，我当然也期待我们真的能把案子破了。”他说。

当时，一个小组的成员一起扮演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我会要求自己打字速度不能太快，遣词用句要用方言，标点符号偶尔用错，加一些当地的口音。”但最终对方还是起疑心了，不再联系。

2018年 5 月 25 日，欧盟制定的首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正式生效。根据该条例相关规定，滥用或不当处理个人数据的企业，最高将被处以 2000 万欧元或相当于年收入额 4% 的天价罚款。邓玉峰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消息，并评论“期待。”

尽管在每次作品开始前都要进行法律评估，邓玉峰不时还是要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比如对于《秘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接受央广网采访时表示，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确是一种违法行为，但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因为收集公民隐私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且在必要限度内，对于邓玉峰的行为，不宜以刑事法律论处。

至于道德层面，有时更难以言说，“比如破案小组，你会想我的购买的行为，会不会造成一个孩子被从父母身边带走，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危险，这些都是潜在的道德压力。”

在朋友方上眼里，这些压力或多或少改变邓玉峰变化蛮大——“之前他能歌善舞，这两年安静多了。”邓玉峰则引用尼采的名言自嘲，“与魔鬼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魔鬼。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我虽然重视艺术的解决作用，但艺术家并不一定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把自己的每一个作品都看作对这个社会组织的切片，至于在切片中看到的是什么，需要观众自己来品味。

在《黑经》整个系统中，他将自己关注的领域定义为城市的“灰色地带”而非“黑色地带”，每个灰色行业跟社会都有前后关系，有很深的逻辑。在关注一个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当然也期待人们能够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尝试理解这个现象。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北京的朋友，办签证的时候，时间都预约好了，突然发现结婚证找不到了，要补办需要回老家，肯定赶不及，没办法想到了他手上的“黄页“，结果当天下午”假证“就送上门了，只花了80块钱，签证也顺利到手。

“你能简单说这是一件坏事吗？”邓玉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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