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行草大师”·王铎，酣畅恣肆中排遣失意、压抑、颓丧的情怀
王铎作为晚明清初的行草书大师，因“贰臣”罪名之遮蔽，死后沉寂了近三百年。中国素有“人品即书品”非书法标准之评说，然而这对一个为书法不惜“沉心驱智，割情断欲……饮食梦寐之”惟“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的人来说，无疑是件残酷的事情。然而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与艺术的主观深情流露原本就是两种思维模式。
王铎像王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旧式文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他无力回天，在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后一心向艺，将内心无法言说的痛苦诉诸笔墨，在笔墨的起伏腾挪、酣畅恣肆中排遣失意、压抑、颓丧的情怀。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无疑是个失败者，他的失败是历史客观的必然也是个性局限的使然。而作为一个创造型的大书法家，在当代王铎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研究个案。
王铎行书《赠汤若望诗翰》王铎作为一个三十一岁即中进士的封建制度下的儒学者，晚明的一个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难道不明白“率百官降清”，历史将会怎样对他评判？中国儒学向以“忠、孝、节、义”为做人之根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王铎既没有像黄道周那样忠义节烈以身殉国，也没有同傅山那样选择隐逸山林而自尊自爱。他作为一个饱读诗书有良知的封建社会旧式文人，却选择了苟且偷安，无论如何都是气节的沦丧，都是愚蠢的选择。
王铎扇面草书晚明是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身为文职官员的王铎，面对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骄奢纵淫，阉党奸党的相互顷轧陷害，横政暴敛，民怨沸腾的时局，屡次上疏，陈述时弊，以求中兴。后因弹劾主和派杨嗣昌而触犯龙颜，险遭廷杖。无奈之下，王铎告请还乡，对腐败昏庸的明王朝彻底失去信心。考察其生平历史，我们并没有发现王铎在侍奉明主或降清以后做出有害于百姓民生的事情。反而因目睹天灾兵祸不断，百姓流亡避乱的悲惨情景，力主减免赋税徭役，对不幸的百姓寄予了极大的同情。
王铎的笔墨理想，全部蕴藏在这些牵丝映带里王铎深知自己作为一介书生无力回天，因此，不想为那个不顾百姓安危而只顾逃生的昏君陪葬，他认识到明王朝的黑暗与大厦将倾的必然趋势，终于作出了在生命历程中难以抹取的不光彩的抉择。在王铎降清后的第二年，书写了两幅很精彩的草书长卷，内容都是杜甫记录安史之乱流离生活的诗作，也许这样更能借题抒发自己内心无法排遣的苍凉悲痛。
王铎行书《拟山园帖》此时的王铎孤家寡人，父母、兄弟、妻子相继在战乱流离中亡故……纷争的现实，理想的破灭，精神的绝望，是什么支撑着这颗孤苦衰弱的灵魂残喘下来呢？也许是心底里深埋的艺术之梦对他的召唤，王铎终于选择了顺应时事“隐居以求其志，为文以达其道”的生命存在形式，做了民族斗争的牺牲品，做了让后人永远唾弃不齿的“贰臣”。此后，他无日不在内心极度的痛苦不安中度日。何处是心灵的栖息地，如何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悔恨的折磨中了度残生？
王铎自作诗《吾洛与津为寇破》惟有至真、至善、至美的艺术可以让一个破碎的灵魂在此做自我修复调养。他似乎找到了灵魂的皈依，以近乎宗教徒式的虔诚沉溺于书法，以笔墨奇崛狂放的诗意生命线条形式，诉说着内心的矛盾、悔恨、困顿，以丹青参悟那永恒的真如本体生命。王铎在54岁降清后，仅活到61岁，在生命最后的7年里，他借声色来淡化心灵失意、空虚、颓丧的折磨，把奔腾的情感寄托在纤弱的笔管，以文人微薄之力彰显着书画艺术的光芒，他的书法艺术，尤其是长条行草巨幅笔力惊绝、气势磅礴，章法跳跃，表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内心的冲撞，其超拨于魏晋典雅蕴籍之风的郁勃激荡之气、惊世骇俗的艺术审美思想和对书法艺术形式美的深层开掘影响感染着后人直至当代的书法艺术家。
王铎行书册页《琅华馆帖》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王铎，提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为打破当时书坛那种婉约渐至媚俗的格局，振兴书学，力克时弊。他师古不泥古，而是要借古开今。“余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王铎钟情于古人的用笔与结构，为避免流俗，他“一日临摹，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大抵临摹不可间断一日耳。”
王铎临王献之《鹅群帖》王铎诸体兼备，临摹作品之多之广是少有人能比的。甚至达到了“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境界。然而，师古并不是他的目的，更不能困死在古法上。在二王书法之外，王铎还尤喜米芾、颜真卿。他发现最得二王精髓的是宋人米芾。“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不规规摹拟”，是王铎在内府观看到了大量米芾真迹后所感悟到的书法如何临摹的真谛。
王铎《雒州香山作》也就是在“不规规摹拟”思想指导下，王铎探索着究竟“孰是真蝶”。他打破机械复古摹仿的藩篱，既尊重传统，又在传统的基础上破坏似地重建与创造。他惊世骇俗的审美观，将他长期压抑的内心在宣纸上开始自然流露和恣情表现。他的一些作品甚至遭到了“当局者”和“不知者”的排斥，被称为“野道”、“恶俗”。而实质上，这时候的他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看似粗头乱服的点画起止运行中，其用笔是很精到的。
王铎楷书《一觉庵铭》王铎鄙视张旭、怀素，他认为自己的草书与不入晋法的唐草有着本质区别。时代造就了不幸的王铎，由于青年时期受到的解放思想张扬个性的影响，以及政治生涯屡屡失败，尤其是降清以后，战争的流离失所，亲人的相继亡故，使他把无处诉说的满腔块垒诉诸笔端，致使章法字势常常呈现出“临时从宜”而“不主常故”的妙趣和笔墨自然流露出来的强烈震撼力和大胆表现的视觉形式。
王铎行书《奉龚孝升书》这种气象和书风似乎远离元代也迥异于他本时代的大多数书家，其涨墨洇墨的使用，摇曳多姿的体势，有别于典雅婉转、流美新妍的魏晋书风，他取法二王又与之面貌迥然不同，其书风完全追求个性生命的自我写照和艺术形式的开拓创新。王羲之的书法以尺牍手札小幅式的精微典雅打动观赏者，而王铎则以八尺丈二的大幅式，整体性极尽渲染造成对欣赏者的视觉冲击。从局部细小的关注到整体形式大视觉冲击力的表现过程，这是一种视觉转换，也是一种审美趣味由和谐到冲突的变移。
王铎绘画《秋窗读易》无怪乎被“不知者”视为“野道”，而正是这被称为“野道”桀骜不逊的狂放性格，才使他最终完成了在书法艺术创造上，突破前人的“革新”，才有可能被后人推誉为“有明第一”“五百年来无此君”。王铎无疑是超越了那个时代众多书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超越了他生存的那个时代，借古开今，承天地，舞日月。王铎以飞腾跳踯的行草书，在晚明书坛上都应说是一流的。今天我们带来王铎行草精品《枯兰复花赋》，咱们一边欣赏，一边解读。
怎么样？跳出二王阈限，不少思友似乎要惊叫出来。介绍下吧，《枯兰复花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绫本，为草书杜律并乌丝栏行书《枯兰复花赋》合为一卷。第一段为草书，纵25.1厘米、横220.2厘米；第二段为行书，纵25.8厘米、横203.9厘米。
说说王铎的书法特色。他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思主说，王铎写的不是字，是舞蹈。
戴明皋说：“觉斯（王铎）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王铎书法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深受欢迎，他们把王铎列为第一流的书法家。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的看法。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枯兰复花赋》前半部分。整体感觉婉转盘旋、腾挪跌宕，一下子就能吸引住观者的眼球，令观者不由自主地发出啧啧赞叹。此草书杜律是王铎于顺治三年为其弟仲和所作。这一年王铎55岁。关于王铎草书，清康有为曾言：“笔鼓宕而势峻密。”就笔法方面言之，王铎可谓是一位驾驭毫颖的高手，提按、顿挫、使转，运用随意裕如。常人要想运用如此笔法写出气势磅礴的大作品，恐怕很难。王铎的成功就是将“二王”一路笔法做了各方面的调整，使线条苍劲刚毅而富有弹性，有“锥画沙”、“印印泥”之妙。譬如此卷中“蝉声”二字，通过提按以及运笔的疾迟控制，使其最终形态显得骨气洞达、风神潇洒。
从上面这页，不能感受到王铎的墨法之妙。王铎在墨法方面的尝试也是超越常人的。在他的作品中，笔法与墨法是不易分开言说的：墨法往往要通过笔法的辅佐来彰显，而笔法也要通过墨法的大胆运用而显丰富——这种思维的转换对学书者而言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在当今书坛，“二王”书风流行，而很多书家把“二王”书风写得太精致、太小气。王铎，似乎总是饱墨欲滴，一经着纸，便势如飘风地书写开来，最终的笔墨呈现纯属自然而然，使得黑白之间又分出许许多多不同层次的色阶。有浓方显淡，有枯方显润，从头至尾呈现出一种连绵之势，若大江之水顺势涌开，奔轶绝尘
王铎书法带给欣赏者的审美感受是多层次的。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方式相比较，书法运用黑、白两色来进行创作，显得有些单调。然而，也正由于这纯粹的色彩构成使其成为经典。王铎的睿智，同时也表现在对黑白色阶的布排技巧方面。他把水墨玩得如此彻底、如此成功！以此卷为例，“蝉声集古”四字“润含春雨”，“寺鸟影渡寒”五字则“干裂秋风”。
王铎对草书的突破还表现在其独特的空间处理上。他的空间意识很强烈。我们甚至可以说，王铎的草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动感的丰富多元的空间模式。在这动感的背后又蕴涵丰富的内涵——这就是美，这就是王铎草书的魅力所在。相信，这也是很多思友喜欢王铎的原因。王铎存世较多的是行草书，楷书不常见。在北京故宫就藏着一卷，是他所写楷书王维诗——
此卷徐徐展开，很多练惯了唐楷魏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把下巴活动一下吧，没错，这就是王铎的真迹，王铎的楷书。真正一笔一画，绝不缺斤短两。当回过神来，有人会惊叹：楷书还能这样写？于是开始大胆写楷书，写得支离破碎。你问他为什么楷书写成这样，他会理直气壮告诉你：去看看王铎！
很多人崇拜王铎，因为王铎给了他们写字的胆量。起初是日本人如此，尤其是那些不识汉字的家庭妇女，对她们来说，王铎豪放的笔画和夸张的字形比王羲之好玩得多。后来中国人也这样，他们觉得二王虽好，但是法度森严，但是王铎就好写多了，比如这个楷书吧，只要把骨节写大点，就按字的结构往上堆吧，堆好了像颜真卿，堆不好就像王铎了。
王铎写这卷楷书时，刚喝了不少酒；或者喝的酒并不多，但他酒量不行，所以也就多了。喝多了酒还能一笔一画写大楷，挺难为他的。但从题跋来看，王铎似乎很愿意写。写这卷楷书时，正在崇祯十六年，也就是1643年，王铎51岁。当时的大明朝内忧外患，已经摇摇欲坠。王铎虽然还能和朋友饮酒写字，但作为一名官员，他内心一定有那种大厦将倾的焦虑感。这是我的臆测：他没有能力改变国家的命运，但那种焦虑感让他在书法上殊死一搏，对楷书进行了无情的破坏。可惜的是，他有胆量破坏，却没有能力建设，所以他的楷书，让后来人只能呵呵了。
在题跋的最后，王铎说，如果有一天书法精进了，再回头看这卷楷书，一定会嫌弃它，要吐上一口唾沫。当然，这是文人的一种矫情，本不必认真。但是不能不说，这个“唾”字竟一语成谶——一年多以后，曾经笔歌墨舞，发誓要做一名忠臣的王铎跪在南京城下的泥涂中，做了大清认定的明朝贰臣，遭人唾骂，负疚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