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雀到素竹——金元磁州窑瓷枕“竹”纹传承演变
一、金代瓷枕的“竹”形象
金代中后期磁州窑观台、冶子、东艾口等主窑场的瓷枕枕面上，出现了三类以“竹”为创作元素的画面。
一是谐音画面，如“花烛”，画面是一簇竹叶捧出“花”字（图1），“祝寿”，画面竹叶托底，上书“寿”字。
二是“竹雀图”画面。金代盛世期瓷枕“竹雀图”极常见，寥寥数笔，简单传神，颇具文人画意趣，赵学锋先生认为有宋代“宫廷绘画作品的影子”，如磁州窑博物馆藏竹雀纹腰圆枕，磁州窑艺术馆藏竹雀纹腰圆枕（图2）、八角枕等。
图2 竹雀纹腰圆枕
此期“竹”并非唯一与鸟雀组合的植物类型，海棠、荔枝、桃花等均有存世，甚至雀鸟站立的枝梢，还能够看出嫩芽枯叶，春秋代序。同时，画面中鸟雀品类繁多，姿态各异，或仰头啁啾，或聚睛虫豸，或回首顾盼，或瑟缩避寒，充满生趣（图3）。
图3“大定二年”枕
花鸟图图式为旁逸斜出一折枝，鸟雀立于枝上，中锋拉出长而稳定的细线条，渲染亦用中锋，叶间脉络则用留白的形式，鸟雀较植物更为突出（图4）。可见，枕面“竹雀图”应是当时流行的“折枝花鸟”图中的一种类型。
图4 折枝花鸟纹如意枕
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一方竹雀纹虎枕值得注意，枕面竹叶交错，构成了类似“平安”的文字形态（图5）。虎形枕是金晚期磁州窑类型新产品，此枕面仍沿袭金代盛期折枝竹雀，但文字状的竹叶折射出一个问题：清雅的折枝花鸟最终落脚在了民间企盼的“竹报平安”上，不具备“平安”意象的其他植物可能将淡出画面。
图5 竹雀纹虎形枕枕面
三是折枝素竹。故宫博物院藏一方八角枕（图6）枕面仅有素竹，不见鸟雀。在流行种竹、赏竹的金代磁州窑地区，工匠在枕面创作素竹是可能的，也有可能来自爱竹人士定制，但缺少鸟雀的画面并不受大众欢迎，存世量较竹雀图枕要少得多。
图6 竹纹八角枕
二、瓷枕“竹雀”图像溯源
传世品宋徽宗赵佶水墨《写生珍禽图》中，有四帧竹雀作品（图7a—d），与磁州窑枕折枝花鸟范式接近。
北宋末年，城市经济的兴起促进了绘画商品化。《东京梦华录》记载多处市场有固定书画买卖，酒肆茶楼熟食店也常以挂画布置房间。米芾、崔白等人的画：“皆能污壁茶坊、酒店，可与周越、仲翼草书同挂”。
折枝花鸟画的流行应与此时绘画买卖有关，可以大胆推断，面向市场的绘画作品画面线条必不繁复，以降低绘制时间成本；渲染必较清淡，以降低绘制原料成本；主题之雅俗必为各阶层喜闻乐见——折枝花鸟画是符合上述要求的。
范式一旦确立，必然影响到其他领域。
北宋时期，磁州经济发达，且与北京大名府地理位置接近，流行图式传播也不应滞后。至少在北宋后期，磁州窑工匠在枕面上创作的剔花折枝花鸟已非常老道，日本出光美术馆剔花叶形枕，枕面老枝横斜如闪电，上立八哥鸟炯炯有神，为瓷枕中年代较早的折枝花鸟图像（图8），画面如此成熟精彩，必是学习了当时已成熟的绘画图式。
图8北宋剔花叶形枕
随之的战乱（始于1125年）使磁州窑生产出现了低潮，但对工艺传承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日本藏“赵家造”款绿釉文字枕上，书“……闻金兵南窜，观路两旁，骨肉满地，可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枕少觉心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共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日也”，佐证了金初磁州窑生产情况。
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与南宋和谈成功，大定七年设修内司甄官署负责烧制瓷器，磁州窑终于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此期折枝花鸟大行其道。
1.金代末年，竹雀图式发生了变化：
一是如本文之前所述，出现竹叶组合文字的情况；
二是雀鸟画面中所占空间变小，线条变细，色彩变淡，形象不似金盛期的神采，小小一雀厕身竹叶中，“主角”地位不保（图9），预示了意象主题与审美图式的转变。
2.元代的变化
元代磁州窑瓷枕多为长方形箱式枕，枕面、枕壁大都开光，枕面主题画面题材丰富，四壁装饰相对简单的程式化图案：两侧多单朵花头，前后侧壁（前后往往不同）饰竹、芍药纹，也有竹雀、童趣、狮虎等，个别还有山水、故事绘画。具体来看，侧壁前竹后芍药（或牡丹）为成熟期流行样式，其他图案存世较少，恐为形成过程的探索性形态，竹雀纹便是如此。上海博物馆藏“渔父图”枕（图10），旅顺博物馆“山水图”枕（图11），峰峰磁州窑历史博物馆“柳毅传书”枕（图12），磁州窑艺术馆“唐明皇梨园导戏”枕，安阳博物馆“萧何月下追韩信”枕等，枕前壁均为竹雀图。
元代磁州窑瓷枕花鸟图变化有三：
一是位置变化，由主体画面退居长方形瓷枕前侧；
二是题材缩小，仅择取了其中“竹雀”形式，几乎不见竹以外的其他植物，雀鸟仅为麻雀类小雀；
三是主体转变，雀鸟不再是画面主要对象，竹叶却越发葳蕤起来，最终结果为雀鸟消失，折枝竹独秀，“笔端随意长清标，疏叶风生翦翦飘”的素竹成为了之后几十年箱式枕前壁的流行图式。
3.精神指向
形式之变的内驱力来自于审美主体追求的改变，即瓷枕消费群体的生活理想与愿景发生了变化。
金代瓷枕折枝花鸟无题名文字，仅能从喜鹊、白头翁、竹子等形象推断图像中可能的寄托，而画面本身的自然生机与小品情趣可能更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即枕上折枝花鸟图是作为生活装饰出现的——与寄托性相比，更重装饰性。
元箱式枕选取了折枝花鸟中“竹雀”形式，并在“竹”、“雀”的比重上进行了调整，后来干脆舍去雀鸟，枕前壁一簇素竹的图式最终完成。
关于磁州窑瓷枕素竹的内涵，孙机先生认为是“竹报平安”，元顾安有“竹”主题绘画《平安磐石图》传世，此解已形成共识。
然而，民间图案的诸多常见形式，往往并非单纯意象，磁州窑元代“竹”图现存至少有三解。
其一，竹在元代有“多福”意，出于吴镇《多福图》，图中竹石枯木，逸笔草草，题诗云：“长忆古多福，三茎四茎曲，一叶动机舂，清风自然足”。进一步追问便知，此诗源自杭州多福和尚，僧问：“如何是多福，一丛竹？”师曰：“一茎两茎斜”，曰：“学人不会”，师曰：“三茎四茎曲”，师于此开悟。禅宗机锋杳冥，不得细究，然由此可见，此图非指“多福”，实为参禅体悟。
其二，竹“象征汉人不仕蒙古政权的节操”。
其三，竹“指向了文人的喜好及气节”。
第二、三种说法均取竹之有节，一是民族气节，二是品德高洁，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以民族气节为主要内涵的竹子必定同时具备品德高节的意义，而以品德高节为主要内涵的竹子未必同时有民族气节指向，这便是元代磁州窑瓷枕素竹画面需要澄清的内涵问题。
磁州附近文人为了生计绘制瓷枕，其他地区文人为了抒发胸中义气绘制图画，本文通过对文人画竹的代表性个案分析，力图证明瓷枕素竹的精神指向。
从历史情况看，磁州窑地区在金灭亡前的蒙太祖二十一年（1227年）便有生产恢复的记载：“再朞土垦农劝，土集货通，滏阳一郡熙熙然为乐郊”。元世祖中统年间任用郭守敬治理漳河、滏阳河，促进了当地灌溉农业与经济的发展。从磁州窑情况看，蒙古人对拥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相对较优待，《元典章·户部》记载，“磁窑二八抽分”，即官收二成，一定程度调动了窑户的生产积极性。此外，元代磁州窑外销兴盛，且烧制供宫廷内府的用瓷。
从瓷枕本身看，前壁素竹的瓷枕大都绘制传神，制作精良，为磁州窑高级产品，购买者应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消费群体，因此，瓷枕竹子画面的意象所指应为“平安”、“高洁”，而非不仕蒙元，感怀故国的民族气节。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