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后，陈毅和项英怎样领导留守苏区的红军继续奋斗？
作者：老赵（琴心三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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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八万余人开始长征，“西进”中的红军经过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终于在1935年10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在主力红军历经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长征的胜利时，我们不禁要问那些没有参加长征、继续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命运如何呢？
一、留守中央苏区的部署
为了保卫中央苏区、捍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共中央决定在主力红军进行长征的同时，留下部分干部和红军在中央苏区继续进行斗争。为此，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等机构，并由项英（担任中央军区政委兼司令员）和陈毅（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总负责中央苏区的斗争。留下来的干部和红军的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牵制敌人，在苏区及其外围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并在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有利条件下展开反攻。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宁都和于都四个县之间的三角区域为基本地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
陈毅（图片来源于网路）
1934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号召苏区人民武装起来，团结周围群众开展最为广泛的游击战争。4天后，中革军委命令留下来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红军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同时，准备接受各地防务。10月20至21日，中央红军八万余人在于都南部、安远和信封边界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苏区的各项防务也转留守苏区的各部红军。然而，此时蒋介石已命陈诚率领的20个师加紧对苏区的“围剿”。虽然项英充分动员了留守下来的红军和革命群众，但是仍然未能阻挡敌人对中央苏区核心三角地带的进攻。10月底到11月，宁都、长汀、瑞金、于都、会昌等地相继失守。至此，国民党已实现对中央苏区和重要交通线的占领。
二、“炼狱”——被占领的中央苏区
占领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疯狂地报复苏区，原本生机无限的中央苏区到处充满了血雨腥风。国民党成立了以顾祝同为首的“驻赣绥靖公署”和受陈诚指挥的“驻赣预备军”，同时各地还成立了由土豪劣绅组织的“还乡团”或“铲共团”等。这些反动组织和力量开始疯狂地屠杀苏区群众，他们甚至提出“屋换石头人换种，笤帚也要过三斩”，“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烧”等血腥口号。
据统计，仅瑞金一地在80天的时间中就有1800多人被杀，宁都县更是有3800多户惨遭灭门，而闽西则有4万多户被杀绝。蒋介石也在其“剿匪报告”中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国民党反动派的惨绝人寰，可见一斑。
主力红军在开始长征的同时，大约有三万红军留守中央苏区，其中一万多人是伤员。由于环境险恶，形势危急，这些伤员不得不疏散到群众家中，为此中央军区政治部专门讨论并制定了“疏散方案”。然而，当“疏散方案”一经公布，还是受到广大伤员的强烈“抵制”，伤员们甚至用血写下“死也不离开部队，立即上前线与敌人拼到底”的誓言。抵制归抵制，然而危急的形势早已迫在眉睫。在陈毅等领导同志的反复劝说下，有着极强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伤员战士们同意“疏散方案”。
伤员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做通后，接下来就是执行“疏散方案”。陈毅召集地方干部和群众并深情地说：“把这些战士带回家吧。他们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他们都很年轻，可以当你们的好儿子、好女婿。他们能给你们干活，你们家里会多一双手，多一份劳力，也许还会多一个为你们报仇的人。” 不到半天，伤员们就这样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分散安置到广大乡村的农户家中。当时广大伤员被安置在偏远山区的贫雇农家中，有些为了躲避敌人的“清剿”不得不长期住在大山岩洞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剩下的部队便决定出发了，艰苦卓绝的苏区游击战争已然进行了。
三、艰苦的游击战
面对疯狂“进剿”和报复的国民党反动派，苏区的军民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主力红军依然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留下来的广大军民究竟应该怎样保持、维护革命果实呢？
起初，留守苏区的领导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突出反动派的包围。此后，留守的广大红军开始在赣南、闽西一带组织分散突围。经于都南部九路突围、宁都突围、兴国县突围等，留守红军在遭受一定损失后撤往边远山区，但总算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
项英（图片来源于网络）
突围后的红军开始结合具体形势，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项英认为发展游击战争是留守苏区军民的中心任务。为此，他号召“全苏区的工人、农民、赤卫队员及一切劳苦群众们起来……以武装自卫来反对敌人的进攻，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来保卫自己的土地、自由和苏维埃政权”。
项英和陈毅突围后达到赣粤边油山，并与那里的李乐天部会合。为粉碎粤军余汉谋部的“清剿”，红军一般寄宿于山林，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策略，以游击队为骨干并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和革命群众结合。他们根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的原则，昼伏夜出，避强击弱，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但红军依然遭受了一定损失。
突围至闽西南的红军在陈谭秋的率领下也决定在当地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在1935年对该地进行过两轮“清剿”，尤以第二次给红军造成的损失颇为巨大。次年1月，闽西南地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为此，留守红军决定争取一切阶级、团体等加入抗日反蒋的行列，将闽西南的红军游击队改名为抗日讨蒋军。因此，红军在这一地区得到广泛支持。然而6月“两广事件”爆发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对闽西南游击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认真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并再次确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方略。
突围至闽赣边的红军成立了以赖昌祚为首的瑞西特委和以刘连标为首的游击司令部，共同领导瑞金、瑞西合西江三个独立营和区、乡游击队，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在后来的斗争中，虽然赖昌祚和刘连标相继牺牲，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但依然在钟民和胡荣佳的领导下，在汀瑞边坚持游击战争。
除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外，留守红军还同时开展“锄奸”斗争。苏区红军突围至广大偏远山区后，革命队伍的叛徒曾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破坏。身为长汀县古城人的刘炳龙曾任古城区委宣传部长，他的投敌叛变使闽赣省委和军区领导的武装力量损失过半。原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闽赣军区参谋长徐江汉和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彭祜集体叛变投敌，给留守苏区的革命斗争造成很大危害和威胁。身为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在1935年投靠粤军，制造“北山事件”，大肆屠戮此前的革命同志，甚至帮助陈济棠、余汉谋诱捕陈毅与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