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魔窟731部队有多变态，连自己人都被拿去做活人解剖
前言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逐渐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1933年， 日本违背《日内瓦议定书》在哈尔滨秘密设立七三一部队。1938年七三一部队移驻哈尔滨平房特别军事区域。
七三一部队成为了日本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是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和生产的军事基地， 是准备和发动细菌战的策源地。
七三一部队违反国际法则和人道主义秘密实施了大规模人体实验、动植物实验和毒气实验，强制使用大量中国人作为受试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感染、冻伤实验和活体解制，研制了鼠疫、霍乱、炭疽等至少50种细菌战剂，完全背离了生命伦理、医学准则和职业道德，走向了反人性、反文明、反伦理的罪恶深渊。
据相关资料记载，在1928-1945年间，日军在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浙江、云南等地大规模的细菌战，使以上地区爆发鼠疫、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尸横遍野、万物萧条，给我国人民带来重大人身伤亡、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灾难，严重危害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由于当时中国的防疫措施落后，其影响的时间跨度非常长，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很多遗留在中国境内的细菌武器还造成了大规模的伤亡。
七三一部队的创立者——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千代田村，这一地区属于加茂地区，这也是为什么七三一部队的前身被称作加茂部队的原因之一。石井四郎有三个哥哥，他的三个哥哥也都是七三一部队的核心成员。这种家族式的招募方式在七三一部队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其目的也是为七三一部队能够更加有效地做好保密工作。
石井四郎在大学期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系学习，这也为他之后建立七三一部队奠定了医学基础。
毕业之后的石井四郎曾远赴欧美学习和搜集关于流行病学的资料。这期间他对历史上的两次重大的流行鼠疫非常感兴趣。第一次是持续了60年左右的流行于地中海沿岸查士丁尼鼠疫，死亡约1亿人。第二次是发生在1346年至1665年间的大面积流行的黑死病，当时欧洲约有1亿人口，四分之一死于鼠疫。英国和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更是达到了全国人口的一半。
阴险的石井四郎通过这两次大规模鼠疫察觉到，如果能够研制出鼠疫细菌，并把它运用到战场上，那么它将是足以改变战争局势的致命化学武器。所以石井四郎在后来成立七三一部队之后，也是把鼠疫细菌的研究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石井四郎
回国后的石井四郎通过积极游说，获得了日本高层的认可，并在1936年成立了七三一部队，成为了七三一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据七三一部队成员川岛清在军事法庭的供述称：“七三一部队是1936年遵照日本天皇裕仁密令成立的，并由日本陆相任命军医大佐石井四郎为七三一队长，当时我任七三一总务部长一职，曾亲眼看见过这道敕令。”
据此可知，七三一部队设立和逐渐扩大是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批准。
七三一部队的占地面积及人员构成
七三一部队的核心区域占地面积约为6.1平方千米，本部外围修建了周长5000米、高2.5米、宽1米的围墙，墙体上有高压电网，墙体外围挖有深和宽各3米的防护沟。
根据档案记载，1945年1月1日， 七三一部队由将校、 士官、士兵及军属等四种身份构成，有中将1名、少将2名、大佐5名、中佐5名、少佐34名、大尉31名、中尉26名、少尉27名、准尉18名、士官165名、兵1018名、军属2208名，合计3540人。
为了保守秘密，这一区域实行了严格的军事管制，在不经过批准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击落任何擅自闯入该区域的飞机，包括本国的军用飞机在内。七三一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开展了大规模的违背人伦道德的人体实验。
原731部队遗址
七三一活体实验的人体来源
原佳木斯宪兵队队长橘武夫供述：“我们常把那些因某些犯罪嫌疑而被宪兵队拘捕的犯人挑选一部分送到七三一部队接受实验。这些人不经审判，就直接把他们送交七三一部队去，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为特别移送。”
这些被特别移送的人称为“马路大”，他们在七三一部队以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细菌感染等方式残害致死。
日军每次特别移送的人数不固定，有时一两个人，最多的一次达90人。1938年8月8日，关东宪兵司令部发出第224号作战命令，将八路军战俘90人特别移送。
据关东宪兵司令部齐藤美夫供述：“1938年8月8日，要从河北向石井细菌部队移交90名中国人，押送到哈尔滨。我对当时这些被押送的中国人是供石井部队实验用的情况是清楚的，对协助石井部队作细菌实验这一点是了解的，并事实上指挥了押送和移交，帮助石井细菌部队以细菌实验屠杀中国人民。”
而最令人诧异的一点是，哈尔滨日本领事馆作为日本驻哈尔滨的最高外事机构，竟然是七三一部队的秘密联络点和中转站，作为“人体实验受试者”的秘密中转基地，专门设有地下监狱关押“马路大”。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七三一部队细菌战是日本对外军事侵略的重要手段，关东军作为特别移送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军警宪特各级部队同日本驻外机构都积极参与和实施，由此可见这是在秘密状态下有计划，有组织的集团犯罪。
特别移送的对象
根据相关档案记载，被特别移送的人员有以下几种身份，第一种是被冠以间谍的情报人员；第二种身份是被日军抓捕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战俘；第三种是被日军抓捕的苏联战俘；第四种则是普通的农民、劳工及小商贩等人。
侵华日军各级军警宪特机构在寻找特别移送目标时带有极强的随意性。通过抓捕抗日人员、无辜平民并将他们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立功，获得奖金及升职，这一措施导致日军更将疯狂的实施这一行动。
他们通常将大量无辜百姓包括农民 、劳工、杂工及小商贩等以反满抗日为名实施无差别抓捕，对他们进行殴打、电击等残酷的刑罚，人为制造特别移送的条件，迫使被抓捕者供认他们想要的口供和笔录证据，这成为了他们为达到目的的秘密手段。
原宪兵队长上坪铁一供述：“我们队抓捕中国抗日人员及无辜百姓100多人，使用了灌凉水、过电、装在麻袋里用棍棒打、用火烙子烙等残酷手段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并将其中22人移送到七三一部队，作为细菌实验和研究材料加以杀害。”
根据大连宪兵队宪兵三尾丰的回忆：“1941年10月11日，大连宪兵队在天津逮捕了王耀轩、王学年二人，并对他们进行了压杠子、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坐电椅等酷刑，最后对他们以'国际情报组织员’的名义，经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准，由我将他们移送到七三一部队”。
而三尾丰本人也因1956年被特赦回国后，因长期致力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因此受到了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的排挤和刁难，找不到工作，生活非常困难。
日本战犯三尾丰
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类型
1938年七三一部队建立平房本部时，专门建立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以及关押马路大的“特设监狱”。四方楼规模庞大，由四栋三层的建筑合围而成，长150米、宽100米；特设监狱由两栋两层建筑组成，同时可以关押400人以上。七三一部队还同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构秘密勾结，实施了大范围、大规模的特别移送，以保证人体实验所需要的活人数量。
为了开展人体实验，七三一部队专门设立细菌研究部，主要任务是开展细菌的培养、实验和研究；与此同时，七三一部队还在四方楼之外设立了毒气实验室和毒气储存室，开展毒气实验，研究和生产毒气战剂，毒气面罩、防护服等。
七三一部队进行了大规模、大范围的人体实验，实验对象除了战俘、劳工之外，还有妇女和婴儿。
人体实验类型也是五花八门，主要有活体解剖、冻伤实验、毒气实验、空气传染、口服实验、皮下注射和野外投弹等。每种实验的类型都可以说是违背人伦道德，惨无人道，以活体解剖为例，他们甚至对病危的七三一部队成员进行活体解剖，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解制时，一般不对被解剖的马路大进行麻醉，而是将马路大的四肢和头部绑在专用的手术台上。因为经常做这样的活体解剖，解剖台上都设有固定的捆绑装备，马路大被固定好之后，为了防止他们喊叫，在他们嘴里塞满了医用纱布。
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在战后供述了他陪同关东军司令官原守少将视察七三部队的情况。 吉房虎雄供述道：“我们沿着走廊向前走了约3米，向左一拐就到了解剖室。在那里，有3个日本军医挤在一块看着什么，一看见石井部队长来了都立即站起，立正举手敬礼，直到石井发出'照常进行’的话后，他们才恢复正常的活动。地中间放置一个大解剖台， 上边有一具躯体，连戴口罩的我们都觉得恶心。石井四郎冷笑着说：'在这里工作得有胆量呀！可是有的军医却成了疯子！”
在七三一部队泯灭人性的行为中，这些军医们作出了更为疯狂的举动，他们将七三一部队的一名成员也用作人体实验材料。
田村良雄供述说：“这次解剖是不许说的绝密。须藤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的雇员，因为生产鼠疫菌而感染了鼠疫。在特别班解剖室里，细矢技师执刀进行活人解剖实验，我是细矢技师的助手。细矢先解剖了一个中国人，紧接着铃木下令解剖须藤良雄。生命垂危的须藤良雄被送进了解剖室”。
人体实验受害者人数
关于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人数，据川岛清在法庭上供述：“从1940至1945年间，在七三一部队通过活体实验死亡的人数至少有3000人。而在1940年之前有多少死亡我并不清楚。”
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实施的时间长、规模大，由于在败逃时销毁和转移了几乎所有的档案，目前尚未发现1933至1938年之间的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记录，但是通过当事者后来追诉，可以肯定死于人体实验的受害者实际上要远远多于3000人。
应用在中国战场上的细菌武器
七三一部队采用当时日本先进的设施设备，按照生物制品生产流程和生产标准， 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系统，集细菌战剂研究，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于一体的生产体系。在细菌战剂研究的基础上，七三一部队开展了细菌攻击方式的研究，包括投掷细菌弹、喷洒细菌云雾、用飞机在空中投洒细菌及带菌媒介物等。
细菌战剂作为细菌武器的主要填充物，也是细菌战罪证中的重要证据， 通过档案资料记载和老兵证词能够还原当时的基本状况。
据川岛清供述：“七三一部队每月可制造伤寒菌大约900千克，炭疽菌大约600千克，霍乱、赤痢等细菌各1千克”。
据测算，每3克细菌用科学的手段撒布，可以污染8平方千米范围内的各种水源，而侵华日军每月所制造的细菌却以千克计数，可想而知，日本妄图通过细菌战来改变战场局势的野心有多大，如果这些细菌全部用于细菌战，那么对人类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日军在常德实施的细菌战
《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记述了常德疫情的发生、流行、危害及影响。据《报告书》记载，1941年11月4日下午5时，日军在常德上空投下了带有鼠疫菌的棉絮、麦粒。糖果、跳蚤等物品。11日，第一个鼠疫病例被发现，患者为住在关庙街的11岁女孩蔡桃儿，13日死亡。随后有多例被发现感染鼠疫而死亡的人。
常德细菌战第一例死亡者——蔡桃儿
自常德1941年鼠疫爆发，到1945年时还有人感染鼠疫而死。
1996年1月，常德成立了民间调查组织“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由退休教师、医生、工人和细菌战受害者家属等组成。据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会的调查记载，从1996年到2002年，调查会调查了常德9个区县，走访了30万人次，取得了1.5万份控诉材料，最后认定了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造成的危害。
当时常德城区及其周围70个乡镇、486 个自然村爆发了鼠疫大流行，死亡7643人，有明确的受害者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及证明人等信息。
细菌战受害者家属柳毅叙述称：“我的哥哥方运登1941年死于常德鼠疫，感染鼠疫时才8岁。哥哥死亡后，我的奶奶非常悲痛，因此精神失常，常常一个人在夜间穿街走巷呼唤着方运登的名字，希望他能回家。我是小孩子的时候，奶奶还时常牵着我的手在街上呼唤哥哥的名字”。
日军对浙江实施的细菌战
据浙江省衢州市卫生防疫站原站长邱明轩记述，1940年10月4日9时，日军飞机在衢州散下带有鼠疫菌的麦子、黄豆、麦麸、碎布、棉花、跳蚤、宣传单等物品，飞机往返散布两次后，于9时30分左右飞离衢州。12月初，衢州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鼠疫大流行，随后蔓延扩散到农村地区。
1942年年5月26日，日军在衢州进行了第二次细菌攻击。侵华日军用飞机投撒疫蚤，派出远征队在新赣交通沿线散播疫蚤，在水井及居民生活区投放霍乱、伤寒与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与此同时，日军又在衢州实施无差别的大轰炸，致使防疫工作更为艰难，直到1948年末，疫情才得到有效控制。
1998至2000年， 衢州开展了专项调查，认定了5294人死于日本细菌战，其中1501人死于鼠疫，909 人死于霍乱，2272人死于伤寒与副伤寒，407人死于痢疾，205人死于炭疽。细菌战受害者中有男性3748名、女性1546名，其中10岁以下儿童871名，死亡年龄最大的83岁，年龄最小的仅3个月，甚至出现大量孕妇染疫流产致使双双死亡的惨景。
除了浙江衢州地区爆发大面积鼠疫以外，侵华日年于1940年10月分别对金华、义乌、宁波、丽水等地实施了细菌攻击，导致以上地区大面积疫病流行和平民伤亡。
据统计，仅常德、义乌、云和、衢州4地就有15033人死于日本细菌战，而大量被感染者没有死亡的也留下了终身的残疾，被病痛折磨的生不如死。
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至今仍给我们同胞构成严重危害
日本遗弃在我国的化学武器，遍布19个省、市、自治区的近100个地点，伤害无辜平民事件频繁发生，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和影响却还在持续。
二战结束至今，埋藏化学弹最多的吉林省敦化市因日本遗留化学武器致死者多达747人。
1974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发生日本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致使3人重伤，失去生活工作的正常能力。
2003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了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造成1人死亡，43人受伤。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已经造成了我国2000余人的重大伤亡，时至今日，仍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水土安全和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和巨大影响。
我国民间自1995年发起了“侵华日军细菌战毒气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论运动”，在大量的证据和事实面前，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2003年5月15日的判决中，不得不承认“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确实大量制造和使用化学武器”，但又诡辩称“日本政府不具有避免使伤害发生的有效手段”，使得日本向广大中国受害者的道歉和赔偿遥遥无期。
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完全是民间自发组织开展的，在已经全面败诉的情况下，如今已经举步维艰。有这样一个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一个受害国家的国民到加害国家提起法律诉讼，诉讼的还是加害国的政府，又在加害国律师的帮助下打官司，这能成功吗？那么，在全面败诉的情况下，对日诉讼运动的出路又在哪里，细菌战的受害者又如何才能拿到应有的赔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