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从学 | 《骆驼祥子》与老舍的“实验主义”写作

段从学

迄今关于《骆驼祥子》的通行说法，都把关注点集中在悲剧根源的探讨上，未能摆脱原因和结果相互指责、相互推诿的无效循环，对小说细节和人物的理解也不尽准确。老舍关注的是祥子的毁灭本身，而不是毁灭的根源。“实验主义”的写作形式，注定了“身体个人主义者”祥子必然以动物，而不是以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因而，我们真正值得关注和反思的，不是悲剧的根源，而是老舍的写作伦理和“实验主义”小说这种形式本身。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名叫祥子的小伙子，在十八岁上失去了父母和田产，被迫从乡下来到北平城里做了洋车夫，三起三落之后，“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放弃理想，停止了思想，变成了一具游荡在北平街头，等待着腐烂的行尸走肉，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1]。但简单的情节，究竟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却让人莫衷一是。

一、通行的三个“故事”

最通行的，是“丑恶的社会”毁了祥子的理想，把他变成了北平街头行尸走肉的“故事”。这个说法，首先诉诸个人，——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感情，将《骆驼祥子》解读为“丑恶的社会”残忍地伤害并最终毁灭了“纯洁的个人”的浪漫主义感伤小说。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通过展示“旧社会”的罪恶与不公，彰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但随着“后革命”时代的来临，这个“故事”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最尖锐、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于“丑，老，厉害，不要脸”[2]，但却强悍无比的虎妞。事实很明白：祥子的毁灭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的。要控诉“旧社会”的话，从我们熟悉的经济压迫入手，讲述一家人如何被逼得走投无路，最终只剩下祥子孤身逃到北平的“前传”，无疑更有力，也更“正确”。小说一直强调的，乃是祥子从乡下带进城里来的理想和精神，——用老舍的话说，就是那点“清凉劲儿”的毁灭。经济上，祥子直到最后仍然保持着比一般人要高大的身板，揣着比当初一文不名地来到北平，甚至比第一次丢车之后还要多出不少的钱。相对宽裕的物质条件，反过来把精神上的堕落衬托得格外刺眼。

而毁了祥子那点“清凉劲儿”的，却不是军阀、侦探或者别的什么恶棍，而是一开始就引诱了他的虎妞。不错，军阀士兵、侦探确实抢走了他的财产。但小说并没有因此而转向对“旧社会”的控诉。老舍和祥子较上了劲儿，让本来已经逃脱了虎口的祥子一次又一次回到人和车厂，回到虎妞的掌控之中，非让后者毁了祥子才肯罢休。孙排长等人抢走他刚买的新车，让祥子不得不回到人和车厂，受了虎妞的引诱。这是第一次。孙排长变身为孙侦探抢走他的积蓄，走投无路的祥子再次回到人和车厂，被迫娶了虎妞，是第二次。而最后一次，也就是祥子第三次被迫和自己的车分手，也是为了埋葬虎妞。

不必等到所谓的“三起三落”之后。第六章，也就是小说刚写到四分之，老舍就宣告了祥子的毁灭。第一次丢了车，走投无路的祥子回到人和车厂，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没别的地方可去，也就意味着作者没给他安排别的命运。被毁的事实和根源，都写得很清楚：被虎妞引诱之后的祥子，“就是想起抢去他的车，而且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些大兵，也没有像想起她这么可恨可厌！她把她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3]强悍无比的虎妞——就像她的名字那样——迫使“丑恶的社会”如何毁灭了“纯洁的个人”的传统“故事”做出让步，把虎妞从令人厌恶的小说形象，变成了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以便继续归罪于“丑恶的社会”。

但这样的让步，显然挡不住虎妞。另一个“故事”于是应运而生。这就是融合了深层心理分析和性别批评理论，把小说解读为纯真无邪的祥子，如何被老奸巨猾的虎妞玩弄于指掌之间，最终遭到毁灭的“故事”。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白色少年”落入“黑色巫婆”的魔掌，最终遭到毁灭的“故事”。从性别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女人强奸了男人”的“故事”。

和“丑恶的社会”毁了“纯洁的个人”相比，“女人强奸了男人”的“故事”显然要时尚得多。虎妞与祥子的复杂关系，不止一次提到的祥子对性生活的恐惧，乃至老舍其他作品中的虎妞型人物，也由此得到了合理而贴切的解释。

但严格说来，这个故事只能算是“丑恶的社会”毁灭了“纯的洁个人”的翻版。唯一的变化，是把“丑恶的社会”换成“黑色巫婆”，把“纯洁的个人”换成“白色少年”，把“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换成了“男阶级”与“女阶级”的对立。除了在推进老舍创作心理分析方面有所贡献之外，这个表面时尚而骨子里老套依旧的“女人强奸了男人”的“故事”，没有给“女阶级”对抗“男阶级”的旧形式带来什么新意。

更重要的是：上述两个“故事”隐含着一个共的思路，那就是要么将归罪于“丑恶的社会”，要么归罪于“黑色巫婆”，而祥子要么是“纯洁的个人”，要么是天真的“白色少年”，不必为自己的毁灭承担丝毫的责任。这一点，显然无法解释作者对祥子的复杂感情。

《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小说前半部分的确充满了对祥子的偏爱和同情。但随着情节的推进，老舍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厌恶之情越来越浓。到结尾处则彻底转了弯，变成了极度的厌恶。对照第一章和第二十四章关于祥子的身体描写，就不难看出这个根本性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个一望而知的疏漏，又出现了应和着结尾处的“个人主义”判词，将小说解读为从文化的角度批判国民性的新“故事”。

这个“故事”的好处，首先是把老舍及其《骆驼祥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剥离出来，放到了以鲁迅为中心的“改造国民性”元叙事里。“改造国民性”当然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方向并无两样，但却更贴近新文学自身的历史。少讲，甚至不讲阿Q、祥子这样的无产者自身的弱点，忽视作家对他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产物。“改造国民性”的说法，却把包括祥子在内的所有阶层都纳入了批判的范围，获得了更开阔、更有效的阐释能力。[4]

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激活了《骆驼祥子》和老舍其它作品的整体关联，不仅老舍的文学历史位置和特殊贡献得到了准确的安置，小说中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元素，也由此得到了妥帖的解释。把老舍当作北平市民文化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从“京味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老舍，也因此逐渐取代了此前过于单一的政治革命视角。

但这个“故事”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祥子不是地地道道的北平人，而是“外来者”。他保持着质朴和本分，保持着乡下人那点“清凉劲儿”的时候，不仅刘四爷看不惯他早出晚归拼命拉车的举动，虎妞嘲笑他是“傻骆驼”、“地道窝窝头脑袋”，就连周围的同行也觉得他“不得人心”。祥子真正成了北平人，成了地道的洋车夫，“入了辙”的时候，恰好是他最终堕落了的时候。就结果而言，可以说祥子毁灭在病态的北平文化里，但却不能颠倒因果，反过来说病态的北平文化一开始就抓住和控制了祥子，最终毁了他。

在这个意义上，把小说解读为“农民进城”的“故事”，也不无道理[5]。老舍的小说世界里，的确隐隐约约有一个“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他自己最满意的小说《离婚》，就曾让主人公老李带着“不十分清楚而确是美的乡间风景”，和行侠仗义的丁二爷一起离开北平回到乡下[6]，流露出了“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鹧鸪天》）的感慨。

最重要的是，这个新“故事”也没有摆脱“丑恶的社会”与“纯洁的个人”构成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指责、相互推诿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无效循环。究竟是他本人，还是生了病的传统“京味文化”应该为祥子的毁灭承担罪责，依然是各执一端，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但都不能说服对方的话题。

既然通行的三个“故事”都摆脱不了无效循环的困境，我们就有必要尝试着考虑这样一种可能：老舍关注的或许是毁灭本身，而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祥子的毁灭。

二、 “个人主义”失败史

《骆驼祥子》是应《宇宙风》半月刊之约，以连载的形式首次同读者见面的。全书二十四章，恰好供杂志连载一年。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者，使得作品开头过于促狭，结尾则有些松散、冗长，但小说对祥子的命运，却自始至终有着明确的构思和目标，决不是写到哪儿算哪儿。老舍说得很清楚：

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7]

《宇宙风》第24期，1936年9月

这段话表明了老舍的写作姿态：就像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观察并记录实验对象的反应和变化一样，他要把祥子放在北平这个巨大的实验室里，来“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写作姿态，注定了祥子只能是老舍拿来印证“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现成结论的试验品，而不可能是有自己生命的活生生的人。小说开头对北平洋车夫的派别与生活状况的分析，既是老舍“实验主义”写作姿态的明证，也是保证实验的精确、有效的必要措施：“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像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8]只有把祥子摆置在被观察的位置上，使之成为被观察、被审视的实验品，作家的“科学实验”，即对祥子的客观、冷静的观察和描写才能有效展开。这种摆置越是准确，祥子也就越是成为一个实验品，老舍的观察也就越科学，《骆驼祥子》的写作也就越是成为真正的“科学实验”。

所以，小说第一章就手起刀落，干净利落地斩断了祥子的所有社会关系，让他“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孤身一人跑到北平城里来，从世界之中的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科学实验”装置里的动物。而且，同样是在第一章里，老舍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宣告了即将开始的“科学实验”最终的结论：“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非例外”。[9]在整个的写作过程——确切地说，是实验过程——中，老舍一直没给祥子自我表达的机会，自始至终用叙述者的旁白，把他推到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地狱”面前：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着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10]

这种把人物放在封闭的实验装置里，居高临下地观察，甚至直接支配人物的形式，其实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左拉所说的自然主义实验小说。像科学家的“科学实验”那样，自然主义作家首先以观察者的身份选定实验对象，“定下出发点，构筑坚实的场地，让人物可以在这场地上活动，现象可以在这里展开”。随后又作为实验者“制定实验”，“使人物在特定的故事中活动，以指出故事中相继出现的种种事实将符合所研究的现象决定论的要求”，最终得出他所要追求的“真理”。按照左拉的说法，巴尔扎克的《贝姨》，乃是将主人公于洛“放到一系列的实验中去，让他经历种种环境，籍以指出他的情欲机理的作用。所以很明显地，这里不仅有观察，同时也有实验。因为巴尔扎克并不是严格地把他所搜集到的事实拍成照片，因为他还以直接的方式进行干预，以便把他的人物置于他所控制的条件之中。”《贝姨》的写作，因而“只不过是小说家在读者的眼睛底下重现一遍的实验记录而已。”[11]

循此，我们也可以说：老舍的《骆驼祥子》，乃是将祥子放到北平这个巨大的实验室里，让他在特定的实验条件、特定的故事中活动，以此验证作者事先的结论：“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非例外”。小说的写作，同样也“只不过是小说家在读者的眼睛底下重现一遍的实验记录而已”。把人物 “像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地摆置在眼前的写作姿态，和一开始就给定了的结论，注定了祥子必须以“个人主义末路鬼”的方式死去。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实验还有可能受到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的挑战的话，“文学实验”则根本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小说家对人物享有绝对的支配权。他甚至比传说中的暴君还要自由，根本就不必担心自己随心所欲的虚构会遭到实在的抵抗。现代作家的“文学实验”远比“科学实验”更切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科学家制定了他们的假设来安排实验，然后用实验来证实他们的假设，整个过程中，他们显然是在和一个假设的自然打交道。”把“假设的自然”换成“虚构的世界”[12]，不就是我们不言自明的文学基本原理吗？

从常识上说，如果一个行业确实如老舍所写的，甚至不能保证祥子这样相对较为出色的车夫解决温饱和繁殖后代的生存需要，也就不可能在北平持续存在数十年。祥子——如果真有这么个人的话——也就不可能进城不久就看出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加入到“胶皮团”的队伍里去。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小说中的经验是否“真实”，而在于老舍“实验主义”性质的写作。

三、“身体”遭遇虎妞

既然是小说，我们就不能把老舍的“个人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思想史或哲学史上的“个人主义”。《骆驼祥子》的“个人主义”是教科书上找不到，一种直接与身体的生物过程粘连在一起的“身体个人主义”。作为试验品的祥子，既非独立的“个人”，也没有什么脱离了身体的“主义”，而只是一次身体的自然过程。

小说最初描述和赞扬的，就是祥子健康、纯洁而充满了活力的身体——“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廿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有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以及由这健康、纯洁而充满活力的身体里地流溢出来的，高度身体化的精神：“他没有什么摸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摸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13]“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以及接下来的“一棵树”，“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等表述，无一不缠绕着祥子的身体展开，且反过来把“脸上的精神”固定在身体里，将他塑造成了一个沉默的身体性存在。

相应地，祥子的悲剧，也是从虎妞毁了他身体的纯洁，毁了他那点“清凉劲儿”开始，最终定格在严重的脏病彻底毁了他的身体，毁了他以身体机能为基础的个人奋斗理想，毁了他高度身体化的精神[14]。

开头和结尾，构成了严格而精致的结构性对照：既然一开始就被内化并固定在了身体内部，则“这个灵魂将随着他的身体一起烂化在泥土中”，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第六章里被虎妞引诱之后产生的身体和精神上双重“被毁”感，以及第十五章里被迫结婚之后产生的身体被玷污了恶心，则是健康、纯洁的身体，到腐烂、堕落的身体的桥梁，把祥子的堕落史变成了身体的衰败史。

正因为“主义”直接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虎妞也才会后来居上，越过军阀士兵、侦探特务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成了毁灭祥子最直接、最关键的力量。理由很简单：只有虎妞才能够以直接占有和支配其身体的方式，通过病态的“性榨取”毁了他健康、纯洁而生机勃勃的身体，毁了他“主义”和理想的物质基础。对于被迫结了婚的祥子，虎妞不是人，而是“红袄虎牙的东西；吸人精血的东西”；叙述者老舍，则更清楚地观察到了祥子的命运：落入虎妞撒下的绝户网之后，他“已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没了自己，只在她的牙中挣扎着，像被猫叼住的一个小鼠”[15]。唯一不能确定的，就是虎妞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把他的“身体”连带着“主义”一口吞下。

孙侦探的敲诈，不过是在祥子放弃买车的理想之后，顺势将他推进了命运的虎口，——虎妞之口。

前面已经说过，把祥子的悲剧归咎于虎妞，只不过把“丑恶社会”毁了“纯洁个人”老套路，改写成“白色少年”遭遇“黑色巫婆”的新花样。我们同情祥子，但却没有必要循着祥子的感受，把一切归罪于虎妞。必须超越老舍，才能理解祥子。在“黑色巫婆”对“白色少年”的性压榨这个问题上，老舍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笔，也受到了祥子式的性恐惧的干扰。第二十一章里的夏太太还可以说推动了情节发展，第二十三章毫无必要地把外号“白面口袋”的底层妓女，写成一个性欲反常而病态地旺盛，先后让五个男人“像瘪臭虫似的死去”仍不满足，最后“自己甘心”做妓女以贪图性享乐的妖物，就是十足的败笔了。

真正的问题是：没有虎妞，没有“丑恶社会”，“身体个人主义者”祥子能不能摆脱悲剧的结局？

四、“身体”的文化出口

小说第十章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不能。

目睹车是自己的，“整天不必为车份儿着急”的车夫老马和孙子小马儿的悲惨境遇之后，祥子就已经明白——“在小马儿身上，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在老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并且认命了：“他不肯要虎妞，还不算因为自己有买车的愿望？买上车，省下钱，然后一清二白的娶个老婆；哼，看看小马儿！自有了儿子，未必不就是那样”，“这样一想，对虎妞的要胁，似乎不必反抗了；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吗不享几天现成的福！看透了自己，便无须小看别人，虎妞就是虎妞吧，什么也甭说了！”[16]

老舍

老舍显然还嫌第十章结尾处的这几个“似乎”不够彻底、干脆。接下来的第十一章刚开头，就再次利用老马儿和小马儿，让祥子彻底认了命，把他从一个人，转化成了一个生物：“一想到那个老者和小马儿，祥子就把一切的希望都要放下，而想乐一天是一天吧，干吗成天咬着牙跟自己过不去呢？”[17]

确实，祥子满可以一跺脚奔天津或其他城市，甚至可以带着他存下的几十块钱回到乡下，逃离虎口，挣脱“吸人血的妖精”虎妞撒下的绝户网。热心而天真的人们，还可以设想祥子最终挣脱了“丑恶的社会”，在“黄金世界”里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18]可问题是：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了一段必然的生物过程，“不想发愁了”。——请注意，是“不想”，和小说第二十三章里“停止住思想”，彻底变成了文化之城里一匹“走兽”之后的“停止思想”一样的“不想”。

老舍让他“不想”，把他干净利落地还原为一段生物过程的时候，祥子实际上就已经死了，只剩下“骆驼”：文化城北平里的一匹巨大而笨拙的“走兽”。他的“身体个人主义”只有死路一条。

祥子遭遇到的，乃是个体生命的自然宿命，一种使人类成为人类的必然事实。只要还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类就不可能逃脱祥子“看明白了”的自然事实：他的身体终将从世界上消失，化在冷冰冰的泥土里。祥子附着在身体上的、以劳动能力为基础的“身体个人主义”，也必将随着他身体走向毁灭。向虎妞低头，不过是向身体的自然属性认输之后的必然选择。

同理，只要他仍然是一个有身体的生物，“黄金世界”也就不可能让祥子的“身体个人主义”摆脱失败的命运。问题不是发生在个人与社会，而是发生在祥子和他的身体之间。社会改造只能改造社会，改造不了祥子的身体，自然也就帮不了祥子的忙。

把买车的希望建立在劳动能力，建立在身体机能上的祥子，在老马和小马儿祖孙两人身上看到的，乃是作为生物过程的个体生命共同的宿命。身体一方面提供了劳动能力，提供了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产品。但身体反过来也要消耗自己的劳动产品，以维系自身的生物过程，“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品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19]人类文明离不开物质生产，离不开劳动能力，但仅有物质生产，仅仅依靠身体的劳动能力，却不足以建立文明秩序，把人和野兽区别开来。

身体及其劳动能力，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于他能够创造超出身体的必需性和生物过程的文明秩序，创造出一个空间广度和时间长度两方面都超越了个体性生命有限性的生活世界。只有在这个人类自己创造的生活世界里，个体生命才有可能挣脱其生物属性给定的必然宿命，摆脱他动物性的生存状态。

在老舍看来，“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祥子的毁灭和堕落，就是被同类从人的世界，一步一步驱赶进了，野兽的世界。小说第五章，也就是第一次丢车后，祥子就“像一只饿疯了的野兽”一样，开始了他向“野兽世界”的堕落：

从前，他不肯抢别人的买卖，特别是对于那些老弱残兵；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车，去和他们争座儿，还能有他们的份儿？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他只看见钱，多一个是一个，不管买卖的苦甜，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像一只饿疯了的野兽。[20]

尽管还只是“像一只饿疯了的野兽”，距离最后的行尸走肉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既然目标和方向都已经被锁定，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祥子向着买车的未来目标的奔走，在早已经成竹在胸的写作者那里，乃是不折不扣地向着“野兽世界”，向着堕落、死亡、腐烂的飞跑。在这条野兽化的轨辙上，他跑得越快，就越接近那早已经给定了的最后归宿[21]。

把买车的理想建立在生物机能，建立在个人劳动能力上，奉行“身体个人主义”的祥子，自始至终就没有挣脱动物性生存，进入过摆脱了生命的必需性的文明状态。被老舍放置在文化之城北平这个巨大的“文学实验室”里的祥子，一开始就是兽类，最终还是兽类。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生物机能充沛的，后者则是衰败、腐烂了的兽类。

不存在通常所说的一个祥子变成了另一个祥子的发展变化。作者自始至终就没有给祥子超越身体的自然属性，超越生物过程必然性的机会。而只是把“这一个”祥子的生物过程，放在长达二十四章的“文学实验室”里，作了一次完整的展示。

个体生命要超越身体的有限性和必需性，首先的必要前提，就是以身体的自然属性为基础，在维持自身的生物过程之余，通过生殖活动产出新的人口，维系人类作为动物种群的持续存在。有了种群之后，个体生命才又获得了第二种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可能，那就是通过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分享并生活在一个空间上远比个体生命更开阔，也更丰富多样的文化共同体里。人类种群和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才是个体生命得以不断来到这个世界，并完整地经历其生物过程的先在前提。近代理性主义的第三条路径，则更进一步，以上述两种可能性为基础和前提条件，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创新而建构起一整套越来越强大的改造自然和支配自然，甚至最终改变身体自然属性的技术系统。这个理性技术系统，不仅最大限度地超越个人身体自然属性的限制，创造“全人类”共同分享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发展出了至今仍在不断膨胀的超越了自然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

今天所说的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第三种超越个人身体束缚和限制的能力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但无论发展壮大到何种程度，它都不能取代，而是必须以另外两种可能性为必需前提。反过来，另外两种可能的出口，也只有在理性和符号能力的引导下，才能超越身体必需性和直接性的控制，成为人类的生活实践，把人变成人。前提条件的“先”和结果的“后”，仅只是逻辑，而非时间上的区分。任何一种人类生活实践，都必然同时包含这三种可能。

五、“骆驼”祥子的必然命运

回头来看，祥子被冠以“骆驼”这个沉重的动物符号的根由，也就在这里：老舍一直把他——或许应该说“它”——当作动物，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人”来塑造。在主词相同的情况下，修饰性的谓词，就成了“这一个”之所以是“这一人”决定因素。“骆驼祥子”之所以是“骆驼祥子”，并非因为他叫“祥子”，而是因为他是“骆驼”，一个庞大的、温顺的、终有一死的动物。老舍将祥子的理想牢牢地压缩、固定在其身体机能上，将其塑造成“身体个人主义”者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堵死了他超越身体自然属性的文化出口，注定了他的灵魂最终“将随着他的身体一齐烂化在泥土中”。[22]

所以小说一开头，就让祥子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乡下的几亩薄田，干净利落地斩断了他过去社会联系。接下来又以祥子的性格特点为根据，堵死了他适应并融入新环境，通过自己的交往行动成为新的生活共同体成员的可能。进城三年多的祥子，虽然“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25]，但却没有一个可以谈话和交流的朋友。偌大一个北平城，除了人和车厂之外，他竟然找不到，也想不到有第二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只有堕落和毁灭之后，他才知道了小旅馆，知道了白房子。同样，也只有在堕落和毁灭之后，老舍才让祥子“入了辙”，在同行中找到了同情。在此之前的祥子，始终是孤独的、不合群的兽物，一匹孤零零地奔走在北平城里的“骆驼”，一个不折不扣的“劳动动物”。作者虽然注意到了“不合群”是祥子失败的根源之一，借车夫老马之口道出了结成群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一开始就堵死了他融入社群的可能，最终还是在祥子的“入了辙”和堕落之间划上了等号。

堵死了通过人际交往融入群体的可能之后，老舍又在时间链条上，剥夺了祥子通过生殖和繁衍进入社群的可能。虎妞和祥子的关系虽然一波三折，但也体现了作者对洋车夫共同命运的理解。小说第十六章，特别借两个无名车夫之口，道出了这一点：“成家以后，一年一个孩子，我现在有五个了！全张着嘴等着吃！”“你瞧干这个营生的，还真得留神，高个子没说错。你就这么说吧，成家为干吗？能摆着当玩艺儿看？不能！好，这就是楼子！成天啃窝窝头，两气夹攻，多么棒的小伙子也得趴下！” [24]

在老舍看来，车夫靠身体吃饭，性行为会给男性身体带来巨大危害，损害和影响其劳动能力，掏空“身体个人主义”赖以立足的基石。“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这句话[25]，写出了作者对虎妞，对人类性行为深深的恐惧。除此之外，性行为带来的人口繁衍，还会制造出一张张“等着吃”的嘴巴，成为“身体个人主义者”终生无法摆脱的噩梦。一张张“等着吃”的嘴巴，吃掉的不是钱，而是祥子的理想和希望。

《骆驼祥子》插图，何大齐作

祥子最令人难以原谅的自私之举，就是虎妞死后，因为害怕一张张“等着吃”的嘴巴而硬着心肠拒绝了小福子。小说写得很明白，尽管祥子喜爱小福子，“可是负不起养着他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他不敢想小福子是要死吃他一口，可是她这一家人都不会挣饭吃也是千真万确”。[26] “死吃他一口”的说法，形象、生动、深刻地道出了祥子对个体生命在时间链条上通过生殖繁衍而来的类存在的恐惧，反过来把祥子牢牢地固定在了他的身体，固定在了他终有一死的生物过程里。

至于第三种可能，也就是现代人所熟悉的运用理性能力，拓展改造世界和支配世界的技术系统，以此摆脱个人身体有限性的路径，更是与祥子无缘。首先，技术系统既然是一种超个人的整体性存在，也就意味着只能在与他者的交往与合作中才能生成和发展，而交往与合作的必需前提之一，就是对他者信任和依赖。其次，它意味着个人必须在不断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中改变自身来适应系统的整体规则，——浪漫主义者及其后裔不断批判技术对人的异化和控制，就是基于这一点。

“文学实验室”里的祥子，并没有被赋予这两种必需的能力。和他拒绝融入新环境的性格相呼应，祥子对周围的一切都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他把钱牢牢抓在手里，放在自己身上，不信任银行，也不愿意和周围的人结成互助团体。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唯一信赖而且打心眼里佩服的刘四爷，恰好是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毁了他的恶人。另一个让他既佩服，又有几分亲切的人物，则是虎妞，那个牢牢抓住他的身体，毁了他的“吸人血的妖精”。

更重要的是，他从根本上拒绝改变自己，拒绝拉车之外的新经验。老舍显然忘记了祥子成为“胶皮团”一员之前，曾经有过“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的经历，也没有顾及堕落了的祥子还能不花大力气就能喝上粥的事实。小说让祥子从始至终就只会拉车，不会，也没有想过还能依靠别的劳作过日子。他理直气壮地回绝虎妞让他“作个买卖”的提议说：“'我不会！赚不着钱！我会拉车，我爱拉车！’”[27]

祥子在小说里的表现，让人很难相信他会是那个失去了父母和田产之后孤身一人来到北平，几乎作过一切卖力气就能吃饭的活之后，很快看出拉车更容易挣钱的祥子。也不敢相信他会是那个被军阀抓走之后，在黑夜里凭着不那么丰富的生活经验，从磨石口带着三匹骆驼逃了回来的祥子。再往深处说，如果祥子真是这么一个不会，也不愿意尝试新经验的“地道窝窝头脑袋”，他也就不可能一入行就确定了坚忍不拔的奋斗目标，在三年时间里积攒了一百块买车的钱。

合理的解释是：小说为了严格控制“文学实验”的过程和结论而否定了祥子获得新经验、从事新职业的可能。虚构一切、支配一切的“现代文学”特权，让想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老舍，最终果然在祥子身上，看见了他一心想要看见的地狱。

所以，值得关注的不是祥子毁灭和堕落的社会根源，而是老舍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场“文学实验”。不仅老舍，从鲁迅的“木偶人”闰土开始，中国现代作家似乎就热衷于同样的“文学实验”，热衷于书写各式各样的“个人失败史”。当然不能，也没有必要把现代中国文学的“个人失败史”，和现代西方的“个人成功史”书写简单地联系起来。但面对大面积的“个人失败史”，我们或许有必要追问一下，究竟是怎样的写作伦理，让作家总是喜欢把个人当作一种被动的、机械的、愚蠢的，因而必将失败的动物来对待？是像古希腊命运悲剧一样古老的信念，还是尼采所说的“一种阴森、阴险、平庸”[28]的本能，导致了“个人”在“现代文学”——尤其是《骆驼祥子》这样的“实验主义”小说——中只能是机械的、愚蠢的，因而可以被控制和被支配的僵死的存在？

推荐语：

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悲剧的源头却难以说清楚。从农村而来的祥子似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张着大口，会吃掉人灵魂的“魔鬼之城”，车厂的剥削，抢走祥子车的大兵，压垮祥子的虎妞的性迫害，都在精神与肉体之间拉扯着对生活近乎顽固地，憧憬着的祥子。段从学通过深入老舍，又跳出老舍对祥子的命运作了文本内外的解读，段从学认为，老舍笔下的祥子是被有意地安排为一个车夫如何堕落的“实验主义”写作，它不承担普遍的意义，而是时代背景中对一个“失败者”书写的实验文本。而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中国文学中，诸如鲁迅笔下闰土这样“个人失败史”的描写也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也是段从学抛出来更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荐稿人：张敏

注释

[1][2][3][9][10][13][14][15][16][17][20][21][22][23][24][25][26][27]老舍：《骆驼祥子》，《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8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43、43、4~5、10、188、6、186、111~112、75、77、33~34、177~178、186、5、119~120、120、152~153页。

[4]樊骏：《认识老舍》，《文学评论》1995年第5—6期。

[5]邵宁宁：《<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

[6]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7][8]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6、467页。

[11]左拉：《实验小说论》，武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231页。

[12][19]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1页。

[18]参见陈徒手：《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读书》1999年第2期。

[28]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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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成都大学特聘教授，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江汉论坛》2021年02期

本期编辑：宝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