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学】杨博谊：【消失的母校】（散文）
消失的母校
文/杨博谊
一位哲人写道“母校有一点不同于母亲，母亲是会衰老的，而母校却永远年青”，这话是不错的。不过我读初中的两个母校却是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但是那些教育过我的老师就和我高寿去世的母亲一样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值得怀念。那些年青时的朋友和故事，也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中消失过，永远值得我珍藏。
我初中第一个母校是安康县第十一中学，那是在一九五八年教育大跃进后诞生的学校，我们六零年入学，好象是第二届，校址就是安康市文化馆院内的一块杂草坪。四间临时教室四面墙都是用竹篱笆围起、用泥一糊而成的，屋顶是在竹席上面铺放油毡而成的，安放在篱笆墙上的玻璃窗密封不好，屋顶又高，冬天风呼呼地吹进来特别冷。教室都如此简陋，当然就更没有现在一般中学都有的什么办公楼、教学楼、实验楼、田径场、篮球场、足球场了，不过桌椅倒是全新的。大饥荒期间规定学校不上大运动量的体育课，上体育也就是用几张桌子一并打乒乓，或者打斗鸡、晒太阳。每周一个下午劳动课就是在郊外池塘打浮萍草喂猪，但每年三夏三秋下乡劳动半月是必须的。
由于几个教室密集、室内光线很不好。我本近视更是雪上加霜，尽管坐在第一排，还是看不清老师写的字。不过这倒不影响我的语文学习，记得学校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就是请一位老工人给我们忆苦思甜，第一次作文就是写听忆苦思甜报告的感想，当时我们刚学过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就照猫画虎学魏巍笔法用排比句写了一个开头，被CXH老师选作范文宣讲了一番，使我感到特别兴奋。初二教我们语文的是HKM老师，HKM老师当时才从陕师大毕业血气方刚，一心想写电影剧本当作家。和同学们都处的很好，他的第一篇作文是让我们写一篇暑假见闻。我编了一个小故事叫“变 ”。说我去恒口舅家看到他家的茅草屋变成了新盖的三间大瓦房，而大赞三面红旗好、人民公社好。其实我根本没去过舅家，也不知道三面红旗是怎么回事，H老师居然破天荒的给我用毛笔打了一百分，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问他怎么给我打了满分。他说你的故事有新意、写法也有新意，我的语文教学也要有新意。告诫我可不要骄傲噢。
看来教学生从小学会撒谎是那个时代教育的一个特点，从杨朔式的散文到写读后感、观后感、听后感到学毛著心德、学雷锋日记一脉相承。杨朔在全国人民饿肚子时还在胡说公社农民的日子比蜜甜，我却凭空编了个“变”的故事说三面红旗好，只不过他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说假话，而我只是在矇眬无知、鹦鹉学舌的编故事。
后来我把姐夫不用的眼镜戴上，黑板上的字基本能看到了。教几何的Z老师在我用废纸自制的作业本本上批语“努力吧，优异的成绩等待着你”点燃了我心中自信的火苗。HCD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教物理，他在期中考试后，创造性地把成绩排名用红纸公布出来，我居然是名列前茅，这个事对我震动很大，后来我就和 DXS 同学两人暗暗较着劲， 你追我赶的走上文化课学习的上升通道。一碗水的滋润对一颗参天大树可能没有感觉，但对一棵幼苗就可能改变命运。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中学阶段是打基础的关键阶段，遇上一个好的学校、好的老师就可能改变命运，我一生都不能忘记十一中这些启蒙老师的恩泽和雨露。
十一中给我最大的惊喜莫过于报名后，就可以拿到一个证明去县图书馆办借书证。记得小学二年级时，我是把手都举酸了才得到一个只能在县图书馆看小人书的借书证。现在可以像大人一样地去借书看了，那自然是欣喜若狂了。不过那时能看到的只有一些审查过的书，钱钟书、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张恨水的书是没有的。外国文学也成了苏联文学，只有高尔基，肖洛霍夫、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解放后沾上胡风、反右、彭德怀的也不能看，长篇小说也只有那十来本，很快就被我一扫而光，我记得《林海雪原》就是我一个通宵看完的。文革期间这些少的可怜的书也被戴上文艺黑线和封资修的大帽子被打入冷宫，所以那时我们的阅读范围和阅读量跟改革开放后的中学生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所受的教育其实是畸形的，不完整的，
初一时，三年困难的阴影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当时居民一个大人一月只有二两油，二十五斤粮，还要不时支援什么地方扣上几斤，五斤红苕当一斤粮，还要自己在河边去买，有些已经变黑了、苦了，只要没烂，人们也捨不得扔掉，有时粮食还是外地调来的高梁、青稞、豌豆等杂粮。棉花、布料、豆腐、豆芽、煤油、肥皂、火柴……都要票证。因为没有任何油水和副食，人们都得用瓜菜来补充粮食的不足，因为汤汤水水体积大，城内各家都是端着一种当地烧的黑盆吃饭，盆里也只有少量的面花、米花和油花，大量的是菜，或者是豆渣、槐花、榆树钱等。60年学校在吉河秋收，我亲耳听到农民说去年大旱没饭吃，他们村出现了有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旁的惨景，我也亲眼看到饥饿使得老师也斯文扫地，顺手牵羊的拿生产队的包谷烧着吃。我们的青春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家家户户用盆装的饭其实都是缺油少盐的菜，吃下去一会儿就又饿了，肚子成天在翻腾抗议着。只有陶醉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书才会使这种感觉淡忘些，由于经常泡在图书馆里看书，我在精神上倒还是蓬勃向上的。
当时为了不让学生过多地消耗体力发生意外，体育课一律改为活动课，不开展篮球、足球、长跑这类高耗体能的运动。学校的劳动课就是打猪草，我常与PHF、WZG等同学在池溏里捞浮萍作为猪饲料，到了61年冬，财政连这种情况也维持不下，开始先动员家在农村的老师离职回乡当农民。我们并不知道离职的含义，但清楚地记得几何老师ZJZ、地理老师HZC表态为国分忧返乡当农民，这几位老师最后都吃了大苦头。后来又要撤销十一中学，听说学校要解散，同学们都显得很凄迷，伤感。学校的猪是师生共同喂的，由于猪没有粮食吃，杀时也很瘦小，师生一起吃了一次散伙饭，其实就是每个学生一人一勺炒肉片，一个馒头，这在那几年可金贵啦，大家舍不得吃都拿回家了。
十一中解散了，让学生自己找学校，有的同学就去了白河、岚皋等外县的中学。我到了需要自费（一学期9元）的安康城关民办中学。民办中学是1957年用一座大庙改造的，房屋虽老旧，但比十一中的临时房还是好了许多，老师大多是因各种原因没上大学或中途退学的有志青年，他们当时有一股奋发图强的朝气和精神。加之由于政审的原因招到了一批高素质的学生，使他们的第一届毕业生的成绩就大大超过了老牌的县一中，在教育界很是轰动。
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是ZFS，他工作极有热情，但作文分数很少打高分，我常得个 80 来分就是高分了。记得有一次学雷锋讲演比赛，大多数同学都是捡讨书式的，先写自己的不是、再对照雷锋言行、后表决心。我却是高屋建瓴，一气呵成，没有检讨自责，上台就是“雷锋生前说过，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却是无限的，我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然后论证了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最后落实到以实际行动学雷锋上去。我的讲演得到了LYQ等老师的好评，他们下来还好奇地问我是不是我父亲帮我写的，其实老父亲早已被打入另类，不要说写，就是这些时代语汇他也会感到新鲜。
六二年秋收后，从有限开放的市场上也可以买些红苕添补口粮，人们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些，但从电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全国学雷锋运动，阶级斗争的大浪却一浪高过一浪席卷神州大地，我长达两年的入团申请也因有海外关系被直接打入冷宫，班主任做了很多努力也无可奈何。民办中学是不要财政拨款的，所以从一九六二又借安中的校舍办起了高中，民办高中的学生竟把《芦荡火种》片段搬上了舞台，使我们大为佩服。
一九六三年五月我作为要求进步的优秀青年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参加了团地委在安中召开的一次上山下乡动员表彰大会，当时感到大礼堂一片光明，到处是红旗、鲜花、标语、掌声，WJY 代表知青介绍经验体会， 62级没考上大学的安中同学代表发言，决心要去岚皋当一辈子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献青春。谁能料想六年后我也真的步这些同学的后尘，在镇坪插队了几年，当然心情和想法和他们可能实在不相同的了。
在初中三年中 ZSY 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比我可能大上个一岁多，却让我看了几本当时图书馆看不到的书：一本是芥子园画谱、一本是处事大全，一本是没有书皮的类似现在青春期性教育的书，特别是“钱、钱、钱，你内方外圆，有了你如何如何，没了你怎样怎样”这些话语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性教育的书从男女的生理结构说到男女相爱的生理基础完成了对我的性启蒙教育。看来一本书、一个年长的同学或师长，一段中小学教育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安康城关民办中学苍龙卧虎，文革初期民办中学就改为公办的新安中学，很多骨干老师也调到别的学校或单位走上领导岗位。
我上过的两个初中学校都是普普通通、昙花一现，也没有出过什么大的名人要人。但是那些培育桃李的老师，那些青春故事却会像母亲的音容笑貌一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如果我们的社会，上至党政要员下到普通百姓，每一个人都能对教育过自己的老师和母校常怀感恩之心，敬重之心、如果我们的官员都能乐意把自己的儿女送去学教育当教师、如果我们能与时俱进的把师道尊严发扬光大，那么我们社会的和谐程度必将大大增加，社会的管理成本将大大地减小，民族复兴的大业将大大地提前。我写消失的母校也是希望希望大家都能永念师情、永谢师恩，不要让她消失在岁月的流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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