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连元：好好说书，评书的生命力强着呢

田连元，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从艺66年。

1991年获国家文化部、人事部首届“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奖。

2012年获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2018年获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2019年获第十五届中华文艺盛典德艺双馨终身成就奖，同年获得“70年70人·杰出演播艺术家”荣誉称号。

2021年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推出音频评书《话说党史》。

《话说党史》中的田连元先生让我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耄耋之年的他在讲起这段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历史时，依然风趣幽默、铿锵有力、满怀激情。

陪我度过整个青春期的《杨家将》，多年来在我的心里久久盘旋、荡气回肠。也正是1985年的电视评书《杨家将》，让田连元先生成为享誉华人世界的评书表演艺术大家。

20世纪80年代初，田连元先生率先意识到电视与评书结合的无穷魅力，首创电视评书。从电视评书到实景评书，再到音频评书，他的创作生命惊人的漫长，在同代人大多淡出公众视野的时候，他始终站在潮头，始终保持着对评书的热爱与思考。

在北京田连元先生的家里，刚刚出院一个多月的老人，精神抖擞地接受了记者长达两个小时的访谈，整个过程思路清晰、铿锵有力、引经据典。告别时，夕阳缓缓西下，架子上齐整的奖杯和纪念章隐隐流动着一束光，祥和而静谧。那一刻，突然很期待，数月后能与先生在他经常遛弯的街心花园偶遇，坐下来，聊聊先生即将开启的短评书的故事……

关于《话说党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身就是最生动、最鲜活、最有意义的历史

记者：我是您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推出的《话说党史》的粉丝，目前已经追更到42集了。没想到，一部令人正襟危坐的严肃历史题材，被您讲得如此生动。

田连元：生动就生动在，中国共产党史它本身就很生动。在党课讲述中，教员们一般会很严肃地讲一些斗争故事，但是，老这么讲，缺点儿活力。

记者：我记得第四章讲了中共一大召开，当法租界警察前来会议地点巡捕搜查时，掉在地上的英文版《资本论》、不知不觉抽完的40支香烟、反复推拉藏有重要文件的抽屉……这些细节的处理太精彩了，让听众身临其境。在尊重历史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这些细节的挖掘一定费了大量的功夫。

田连元：是的。讲党史，时间、人物、事件都得准确，不能虚构，甚至连日期差一天都不行。只有大量、充分的功课才能保证准确性。在准确性的前提下，想要找到适合用评书演绎的细节内容，当然还要再下一番功夫。

记者：在第42集里您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带着小孙子要饭的老大娘，毛泽东不但送给老人一袋米，还当即脱了自己的毛衣送给老人。这个时候，您跳出来点评说，此时身在贵阳的蒋介石刚收到了宋子文送来的100万大洋。一边是大米和棉袄，另一边是100万大洋，两者相比，哪个作用更大呢？这就将评书的“评”字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田连元：是，我说当时两个都是主席，蒋介石是那时国民党的主席，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的主席，一个富，一个穷。这件毛衣的作用很大，因为它暖的是人心，装的是人民。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您在功成名就后的八十岁高龄时，仍然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精力来讲党史？

田连元：讲党史其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此前，我曾三次讲过党史。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当时二十多岁，受组织委托，要讲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当时，我就查找了《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书籍，我发现了其中很多生动的故事，就把它们逐一梳理出来。刚一开讲，就取得了成功，很受欢迎。后来由于我被下放到农村，就不讲了。

建党80周年的时候，我又想起之前我讲的党史，而且我断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鲜活、最有意义的历史。也许百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史会成为流传千古的故事。百年之后，我不在了，但我可以先大概地整理与讲述这段历史，其他的就要交给后人去完成了。然后，我就在辽宁电视台录播了30集的《为信仰而奋斗的人们》，这个节目最终获得了“星光奖”。这是我在建党80周年的时候做的事情。

2014年，我又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推出了30集的实景评书，坐在浙江嘉兴的红船里讲中共一大的启航，站在挑粮小道上讲井冈山的故事。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和现实困难，只录到了朱毛会师。

记者：那这次《话说党史》是您第四次触碰这个主题。

田连元：今年恰逢建党百年。去年我就开始着手这个事情，现在，没有能力搞实景评书了，就搞了音频评书。

从2020年开始，我就开始录音频评书《话说党史——1919至1949年》，看起来也就是30年的历史，但是查起资料、写起文案来，确实很费力，许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和反复确认。整个录制过程就是，我先写稿子，拿着稿子去复核，没有问题了，然后去录，录完之后再去审校，最后再上线播放。

从动笔到现在，我在这张椅子上已经坐了一年了。每一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没有时间运动。当我写到第60集时，突然感觉右腿不好用了，当晚去医院检查——脑梗。7月27日发病，28日住院，8月9日出院，14天整。

现在主要就是康复锻炼。入院前我录了40集，出院后我又录了10集，总共有50集了。我现在得歇歇了，身体有些跟不上了。

记者：您一定要多多保重。姜昆先生评价说，您做这件事情是“知难而上”。

田连元：对的，我认同他的说法。我知道这个事情是难的，但是确实没想到这么难。（笑）很多细节的东西很难把握的，包括一个简单的日期，都有可能要反复考证。这次《话说党史》不是创作，是汇总，是编纂，而且还要加上“评”，这就很困难。因为毕竟还是“评书”，照本宣科的东西是不容易让人记住的。讲党史的人很多，但是讲党史故事的人很少。

作为一个说书人，我必须把这段最生动、最鲜活、最有意义的历史说出来，这是我的使命。

关于评书：

一般的说书人只将大家说乐了，但是真正的大家要能“培根铸魂”

记者：既然您知道这么难，作为行业大家，您为什么非要亲自来做这件事情呢？

田连元：这个问题要从“评书”这个行当说起。评书这个行业很古老，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始终没有褪色。按着我的理解，“评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从东汉的“说书俑”开始，就已经有实物形象了；《太平广记》中更是有越国公杨素的散官侯白“说个好话”的记载，“说个好话”就是说个好故事，说个评书；唐朝的“小说”就是“评书”，元稹、白居易等人就爱听评书《李娃传》；宋朝时就有人说《杨家将》了，说书人就已经开始讲当代历史了。按着我的理解，评书就要说当代历史，说当代历史才是一个合格的说书人。

中国的评书我认为有四个“同”：第一个是与文学史“同步”。四部古典名著除了《红楼梦》，剩下的三部都是先有“话本”，《大唐玄奘西行诗话》《大宋宣和遗事》《说三分》都是话本，这些之后才有文艺作品《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第二个是与人民“同心”。历史上老百姓就是听书看戏，老百姓的历史知识也都是从听书看戏里得出的，而且，这种认知是根深蒂固的，评书里说曹操是“大白脸”，老百姓就认定他是大白脸，想改都改不了。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就说孩子淘气，去听书，听到刘备倒霉就掉眼泪，听到曹操倒霉就乐。这是百年不变的，人的是非观、道德观一旦形成，很难改变；第三个是与社会“同理”。说书与社会道德的要求是一样的。明朝说书人柳敬亭的师傅莫后光讲，“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就是时代的大道理，正能量；第四个是与人类“同步”。说书这个行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说书之所以不灭亡，一是简单，人们需要听故事，口口相传。二是同步，虽然形式上有细微的变化，但是它一直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记者：感觉评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不太一样。

田连元：我一直在思考，说书是什么艺术体系？人们根据演剧方式、戏剧观念、美学思想的不同，将表演分为三大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术体系。在我看来，评书是另一种表演体系——营造想象表演体系。原因在于，评书这种艺术不同于前三种，评书不进入角色，也不成为“一个人”。但是一个人要营造很多角色，一人饰多个角色，要跳进跳出。比如说，骆玉笙的《剑阁闻铃》，写的是唐明皇夜宿剑阁想念杨贵妃的故事，文字对仗讲究，她一个人唱，观众听，她将观众拉入场景中。营造得好不好，就看演员的本领了。“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觉得说的就是评书，一千个哈姆雷特，全凭观众想出来的，喜欢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营造想象表演体系的理念在我心里已经基本成型了，我准备把它写成论文。

记者：您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

田连元：近期吧。因为近来教育部要为曲艺学科立项，就在探讨曲艺在表演里属于什么体系。我说，曲艺是想象艺术，是无限制的想象。评书是自成一派的营造想象表演体系。

评书对表演者而言，是有很高要求的艺术，辨性情、考风俗、晓万物，得将全社会的道理都弄明白，将很多因素融入到“说”中。评书是一门学不到头的艺术。一般的说书人只把大家说乐了。真正的大家，应该说得沁人肺腑、感人至深，起到“培根铸魂”的作用。

关于人生：

起步、工作、拼搏、努力，加在一起，就是人生

记者：看您的经历是生在吉林长春、学在天津、工作在辽宁本溪。您当初是如何走上从艺的道路的？

田连元：我爷爷、我父亲都是说书的。他们从小就让我说书。可是我一开始说书，没啥人听。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说书是个大学问。比如，有人称赞宋代宫廷说书人王防御“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弗如”，我觉得这其中学问大了，就沉下心来琢磨这个事了。

记者：您对小时候在天津的事情还有印象吗？

田连元：我小时候在天津郊区读书。五年级，我就辍学学艺了。虽然我曾去北大授过课，但我是没有一纸文凭的人。我在学艺的同时靠借书完成的学业，寒暑假的时候，我找同学借笔记和课本，自学课程。我到现在都记得借给我书本的两个同学，虽然他们现在去世了。

记者：这其实很不容易。

田连元：我当时五年级辍学后，跟着我父亲，在天津南市学艺。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孤独。我学艺的那个胡同口，有一个老头摆书摊，一本书两毛钱拿走看一个礼拜，还给他，他退给我一毛五，五分钱看一个星期。我在那个时候看了很多的杂书，用读书这种方式排解心里的孤独。

记者：您最喜欢哪一类型的书？

田连元：我最喜欢的是有语言风格的，比如老舍和鲁迅的，看语言风格就能知道作者是谁。

记者：1985年的时候，凭借电视评书《杨家将》，您火遍了全国。您这一生和电视很有缘分啊。

田连元：我这个岁数的人啊，相信命运。人，是有命运的。我们本溪有个作家周熙高，给我写了一本书《国运？艺运？命运——记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我感觉书名很贴切。人在人生开始阶段，觉得通过努力拼搏是可以得到一切的。但后来就会发现，你的起步、工作、拼搏、努力、奋斗，加在一起，才是你的人生。比如像我的一生，我一开始想读书、考大学，想当科学家、作家。结果，我五年级就辍学了，父亲生病，我就接了班，说了一辈子的书。命运不是迷信，你拼搏一生最终的结果就是命运。

记者：您这一生想过转行吗？

田连元：我小时候想过，之后就再也没想过了。这个行当，干着干着就越来越有意思。小艺术，大影响！

记者：您的下一代有做评书这行的吗？

田连元：没有。自身条件不合适，对这个行当也不喜欢。人各有志，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记者：感觉评书行当一直是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方式，我看资料里您是46岁才开始收徒的。

田连元：我原则上不收徒弟。说书的，没钱又吃苦，这不是耽误人家嘛。想做这行的，必定得有这个天赋；有天赋的，不一定要吃这碗饭。缘分有时候就是很难得。我的大徒弟，也是偶然机会得的。袁阔成先生觉得我该收一个徒弟，我也就答应了。13年以后，我才收了第二个徒弟，之后断断续续一共收了12个人。

我觉得，评书艺术要“小队伍，大影响”。我收徒弟不教授基础，只在关键的地方点拨一下，带徒弟非常花费功夫，教出来之后，人才又流失了，很可惜。

实际上，学校也能培养评书人才，不一定要用师徒制的方式。

记者：等《话说党史》这事结束之后，您还有啥计划？

田连元：想做一些短作品。多做一些评书里的短作品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像相声一样，有很多代表作品，直到现在都在说，啥时候说着都新鲜，都有人听。过去，评书都是中长篇作品，少有精彩的短作品，创造出一些有生命力的短作品是时代的要求。把长的作品说成短的，就厉害了，短作品更需要雕琢。

记者：您考虑过用新的方式传播这些短作品吗？比如，视频、AI、动画等等，这些新的方式会成为评书的发展新趋势吗？

田连元：新的传播方式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有些方式的传播效果很好，我也觉得挺好。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内容才是关键。

至于评书的发展趋势，我说不好，我说了也不管用。但是，我敢断定，评书不会灭亡。听书的人多了去了，生命力强着呢！好好说书，就有人听。（记者范春荣 陈映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