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歌的诗
吕进
从传播方式来说，诗可以分成两种：供阅读或朗诵的“诵诗”，供歌唱的“歌诗”。歌诗一定是歌词，但是歌词并不全是歌诗。诵诗和歌诗尽管与音乐的关系有亲疏之分，但是音乐性却是它们先天带来的遗传基因。诗是音乐性的语言，这是两种诗都应该守望的文体边界。
诗歌起源学告诉我们，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是混合思维，与此相对应，原始艺术是舞蹈、歌唱、诗混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原始人在劳动中，或在祭祀活动中，“舞必有歌，歌必有辞”，在先秦时代，诗只有歌诗。所以，西方学者一直把《诗经》称为Book of Songs（歌曲之书）。一直到魏晋时代，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这样的不再配乐的文人诗出现，诵诗才诞生了。
诵诗出现以后，歌诗仍然是中国古诗的主角。在唐诗宋词这样的古诗高峰里，“唐人重诗，伶人所歌皆当时绝句；宋人重词，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词。”唐代王维的名篇《阳关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第一句是独唱，第二三句是重唱和叠唱，结句则是三叠三唱。宋代词人中像柳永这样的名家，名气很大，宋代词人叶梦得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从以乐从诗，到乐府的采诗入乐，再到宋词的依声填词，整个古诗发展史都证明了歌诗的地位。
诵诗是新诗的主角，新诗的诵诗比较彻底地和音乐分了家。离开诗，音乐发展得更纯，更丰富；相反，离开音乐，诵诗却不太自在。百余年来，作为新诗主体的诵诗一直在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稳定形式。
歌诗的情况就顺利一些。199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3卷本的《新中国50年诗选》。在第3卷里我设置了《歌诗分篇》，收入50年来79首影响广泛的歌诗，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陈哲的《同一首歌》、陈小奇的《涛声依旧》、胡宏伟的《长江之歌》、甲丁的《我们告诉世界》、蒋开儒的《走进新时代》、李幼容的《金梭和银梭》、乔羽的《思念》、瞿棕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晓光的《那就是我》、王健的《历史的天空》、阎肃的《红梅赞》、张藜的《篱笆墙的影子》、张千一的《青藏高原》、邹友开的《好大一棵树》，等等。近20年又有一大批优秀之作面世，赢得比较大的影响。
歌诗在抒发社会情怀上，佳作迭出。这些作品与历史风云同步，与时代旋律同音，大题材，大视野，大手笔。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大型艺术片《百年恩来》问世，宋小明写的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就是难得的作品。“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把所有的伤痛藏在你身上”，“把所有的生命归还世界”：
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
在你的胸前写下
你是这样的人
这首歌诗把周恩来的高洁亲切的形象、博大温情的胸怀、忍辱负重的格局写得栩栩如生。歌唱家用美声唱法完美地表达出了大众对周恩来最刻心铭骨的怀念。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克明的《往日时光》是书写人生感悟的歌诗，这类作品在歌诗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言人所未言，言人所欲言，言人所难言，这类歌诗很容易打动人的心灵。克明的这首诗，使人想起英国诗人彭斯的名篇《往昔的时光》：
老朋友哪能遗忘
哪能不放在心上
老朋友哪能遗忘
还有往昔的时光
《往日时光》深深的怀旧，淡淡的感伤，触动到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诗人用了许多歌曲意象，使得“往日时光”具有了可感性。“往日时光”这个词的反复出现，加强了诗的韵律感和整体性。在演唱时，歌唱家采用民谣加歌剧的唱法，让《往日时光》的草原谱调更具催泪效果。和彭斯的诗比较，这首诗的中国属性、当代属性十分明显——
如今我们变了模样
生命依然充满渴望
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
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歌诗里有些篇章是略带情节的，这是中外歌诗的一个特点。但是在优秀的诗人那里，过多的叙述是一个忌讳，情节必须升华成诗。乔羽有一首《思念》，这首诗的背后是诗人的二嫂结婚3天分隔两岸守候一生的凄美故事，乔羽却从飞进窗口的一只蝴蝶获得灵感，埋在心上多年的情愫寻找到了突破口：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不知能作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
又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
歌诗的形式美学有两个基点，一个是简洁易懂，一个是押韵。歌诗与音乐互为伴侣。抽象的音乐依靠歌诗而获得了表现内心生活的具体性，语言艺术的歌诗凭借乐音而获得旋律，使自己在音与义的交融中得到强化。但是，音乐是时间性艺术。和可以反复阅读、在不同时间里分段阅读的诵诗相比，一首歌曲可以给与受众的鉴赏时间短暂，受众必须在三五分钟内完成自己的鉴赏活动。因此，歌诗必须简洁易懂，简洁易懂才能易唱。和诵诗不同，歌诗的押韵必不可少，不押韵的歌诗难以谱曲。歌诗的节奏和韵式都十分鲜明整齐，和日常语言有一定距离。韵式是歌诗重要的节奏式。押韵不但使歌诗铿锵悦耳，而且，音韵还是粘合剂，将歌诗粘合成脉络相通的有机整体；音韵也是鉴赏者、演唱者可以找到的情感略事落脚的地方。
近些年，与创作同步，歌诗的研究取得比较大的进展，除了论文，还出现了一些质量颇佳的专著。陆正兰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歌词学》（中国社科出版社），毛翰的《歌词创作的原理和方法》（线装书局），以及人民出版社2016年推出的童龙超的《诗歌与音乐跨界视野中的歌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推出的《歌词创作学》（毛翰），都值得一读。我国最早建所的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还聘请乔羽为顾问，设立了音乐文学研究方向，已培养出众多年轻学者和年轻的歌诗诗人。
新诗已经过了百年，在形式建设上积累了一些艺术经验和教训。总体而言，推进的速度不太理想，面临许多严重的挑战。不必讳言，如何走出写诗的人“无人赏，自鼓掌”的小圈子，走向更多的读者，还需要诗人付出更多智慧和努力。新诗的诵诗现在出现了“散文化”浪潮，有的诗已经完全不像诗了，和读者拉开了距离，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也拉开了距离。关注形式建设，是目下新诗迫在眉睫、事关兴衰的美学使命。由于与音乐的结合，歌诗在传播上比诵诗更广，影响力更大。在形式建设上，作为新诗主体的诵诗重视一下活跃的歌诗的艺术经验也许会找到一些启示吧！
慧和努力。新诗的诵诗现在出现了“散文化”浪潮，有的诗已经完全不像诗了，和读者拉开了距离，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也拉开了距离。
关注形式建设，是目下新诗迫在眉睫、事关兴衰的美学使命。由于与音乐的结合，歌诗在传播上比诵诗更广，影响力更大。在形式建设上，作为新诗主体的诵诗重视一下活跃的歌诗的艺术经验也许会找到一些启示吧！
——本文原载于《中国艺术报》2021年9月26日
吕进，四川成都人，中国当代著名诗歌评论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及突贡津贴获得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