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老师”征文｜我的语文启蒙老师
我的语文启蒙老师
我的语文启蒙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她的名字叫汪正英，那时候年龄大概在五十多岁吧。直到如今，我依然能够清楚地记得她的容貌，个子矮矮的，胖胖的，一头银白色的短发，两边的腮帮子鼓鼓的，走起路来神采奕奕，咚咚很有力气的样子。特别是她讲话，中气还是那么十足，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如果不看她的人，听其声，你怎么也不肯相信是从她这般年龄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声音。
现在想起来，我捋了捋，在整个对汪老师的追忆里，给我最早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有一次上课时发生的一件小小的事情。那时候，也许是我们第一次从家里来到学校，还没有养成上课时要遵守课堂纪律的习惯，教室里不论是上课还是课间十分钟都是热闹非凡的场景，最离谱的是在上课的时候，竟还有个别同学站在自己的课桌前，不肯坐下去。我由于个子高坐在最后一排，看不见汪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的字，我当时就站起来了，踮起脚尖，伸长脑袋往前面黑板上看着……我这一举动，马上就被汪老师看见了，她立即来到我近前，朝我招了招手，那意思就是让我出来，然后把我安排在最前面一排的位子上坐了下来。这前面具体的位子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我不知道是第一组还是第四组了，因为这两组分列在两侧，中间紧挨的是二组三组。我们那时候的课桌很长，一般坐三个或四个同学都可以，所以多我一个也不算多。
作者少年时期照片
在小学一年级我们不都是用铅笔写字吗？那时候刨铅笔的刨子还没有吧，有许多同学用小刀削铅笔，削着削着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手弄破了，鲜血就顺着手指缝流出来，特别是女同学太脆弱了，见状就低头嚎啕大哭起来。我只记得汪老师那时候就帮我们一一轮流削铅笔，大摡是汪老师熟能生巧的缘故吧，她接过同学们手上的铅笔，一低头，三下五除二，几秒钟准能削好一支铅笔，不仅削得快，而且非常光滑溜圆。
说来很奇怪，这两件平平淡淡的往事，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心里一点儿也不模糊，反而在我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了。
还有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如果再回到当初那时候，打死我也不会说出来的。现在能够说出来，或许是在这社会上练的脸皮厚了，或是有了一些“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勇气了罢。那时候，令我感到最神圣最有力量的是汪老师批改我们作业本的那支红笔，打上一个个红红的对号（√）或者不愿意看见的那个叉号（X），在我看来，都是一种特殊的神秘感。当时在幼小的心灵里总想着自己也有这样的一支“神笔”，那该多好啊！终于机会来了，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和同庄的几个同学上街回来，路过学校时，由于我们身材瘦小，就侧身从大铁门的门缝里钻过去了。当我经过汪老师的办公室时，发现窗户没有关上，这窗户是两扇带有玻璃木门的窗户，也没有任何防盗的阻挡，我一眼就看见汪老师那支红笔杵在那里，我趁着大家不注意，迅速地顺手牵羊就顺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心里一边暗暗自喜一边忐忑不安的。等我到了家里，我就毫无畏惧了，从书包里拿出课外作业本来，不管是对的还是错误的题目，一通劈里啪啦地统统都打上红红的对号（√），可想而知，当时的心情甭提有多么爽歪歪了。
第二天，汪老师自然是找不到那支红笔了，“我明明放在这里，怎么就没有了呢？”我看着汪老师焦头烂额地在找那支红笔时，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
现在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那时真是幼稚得不能再幼稚了。也许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到了若干年后再想起，也是如此而已的而已。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更是令我难以忘怀。我小时候身体常常生病，据我父亲说，隔壁庄上一个赤脚医生几乎天天都要上我家来给我看病，直到我上学了，才渐渐好转起来。有一次，我又生病了，爸爸妈妈叫我不要上学去了，我当时是睁眼说瞎话，说没有什么事情、病好了，我便硬着头皮到了学校。上课时，我实在难受得不能自控了，就趴在课桌上，被细心的汪老师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力气回答。汪老师大概是看出来了，她用一只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天啊！你是在发烧！我送你到医生那里去看看。”说完，她拉着我就走出教室。
当时那个天空还在下着雨，等汪老师陪我来到医生家时，那个医生一眼就认出我来了，并说了一句话：“老师真是负责任啊！你看，老师的衣服都淋湿了……”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的衣服一点儿也没有雨水的痕迹。
后来，我在读三年级的时候，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也忘记不了。我刚刚走进学校，就看见各年级的同学，三个一帮、五个一群，正在窃窃议论着一件什么事情，我就有点预感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已发生了，侧耳细听了一下，果然不假，原来是我的语文启蒙汪老师驾鹤西去了。
都说往事如烟去，我对我语文启蒙汪老师却是记忆犹新。一想起她，我还是从心里感慨万千的。
来源：文乡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