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之六十一：外贸季风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商贸席卷非欧美 泉州通衢市舶司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元丰市舶条”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但是为防止钱币外流，大宋政府于嘉定十二年（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宋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东南地区经济快速的发展。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元丰市舶条
泉州市舶司
泉州市舶司遗址位于鲤城区，据道光《晋江县志》记：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有关方志记载：南薰门在市舶司之旁。即今泉州市内水门巷竹街南薰门（水门）遗址西北，西到水仙宫，东到三义庙，北到马坂巷洪厝山。泉州港兴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中叶。宋朝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设立福建市舶司于泉州。尚续到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才迁往福州。福建市舶司在此的四百年间，管理着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
市舶司内原有著名的“清芬亭”一座，南宋初傅伯成等名人曾有诗吟咏，是一座戒贪、颂廉亭。市舶司东侧即市舶库，西南即水关、鹊鸟桥，西为水仙宫，市舶司迁榕城后，司荒废，后渐为民居，现仅存遗址。
水门水关，在竹街西，北为鹊鸟桥。大宋绍定三年（1230年），泉州知州游九功沿破腹光建翼城，以翼卫罗城，水门水关即建于斯时。
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年），临郡契玉立南拓罗城以就翼城，在德济门至临漳门中间水关左建南薰门。南薰门水关，原高约5米，宽3.5米深2.7米，拱券，条石砌顶，券顶即是城墙。水关后有石闸门，其长石槽尚存。水关上的城墙，1956年拆除。而桥北的鹊鸟桥至今尚存。原六板桥已改成水泥桥，桥旁濠沟尚存一、二巨大石栏杆。
宋至明时，远洋商船的人员，其货物往来，可通过小船，沿晋江、破腹沟、水关，濠沟直达市舶司报关。
市舶司及水关是泉州港的重要遗址，亦是泉州港繁荣的历史见证之一。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政府机构，市舶司在特定港口遵照朝廷指令，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其主要官员“市舶使”及其下属由朝廷任命。
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中世纪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泉州城形似鲤鱼，遂被称为“鲤城”，又因环城遍栽刺桐树，故又称“刺桐城”。
根据史书记载，早在南朝时期，泉州就已有同外国的交往活动。唐朝时，政府设立“市舶使”来管理国际贸易。当时，泉州已成为继广州、交州之后，中国对外交通的第三个贸易港口，但唐朝政府未将“市舶使”设在泉州。五代时，割据福建的“闽王”王审知重视海外贸易，泉州地方官便把发船到海外经商视为官府的财政来源，泉州的海外贸易逐渐兴隆起来。此后一直到大宋建立前，泉州的海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泉州作为我国重要贸易港口的条件日趋成熟。
宋朝时，中国结束了五代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国内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大宋王朝对海外贸易实行奖励的政策，泉州港由此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迅速发展起来，并超过明州（今宁波），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港口。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福建市舶司设于泉州。
此时，通过泉州港同我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家已达到40多个，包括大食（今阿拉伯）、占城以及南洋诸国。其中，有许多阿拉伯人就在泉州定居，繁衍后代。
南宋时期，泉州港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泉州市舶司的业务也随之繁荣。据《晋江县志》记载：“赵崇度提举市舶司，度与郡守真德秀同心划洗前弊，罢扣买，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28年至1134年），泉州所交的税金相当于当时全国收入的1/10，而这与泉州港贸易的繁荣及市舶司的管理是分不开的。
宋末元初，阿拉伯人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他利用这个职位为自己谋私利，垄断泉州港的香料贸易近30年，为自己聚敛了无数财富。
据史料记载，蒲氏家族在一次贸易中被劫匪抢走的货船就达400艘。这些资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兴旺以及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此外，一些外国人的记述也证明了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泉州港的繁华景象。意大利航海家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
“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明王朝建立后，战乱和倭寇、海盗的侵扰严重影响了泉州港的贸易交流，泉州港逐渐走向没落。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从而结束了泉州市舶司的历史。自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至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近400年间，泉州市舶司管理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检查、征税等事宜，同时兼有海关、外贸局、港务局等部门的职能，为泉州港乃至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古代航海和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风云蒲寿庚
蒲寿庚其人
蒲寿庚（1205—1290年），又称蒲受畊，号海云，宋末元初时期著名穆斯林海商，“蕃客回回”的代表人物。其先辈系10世纪之前定居占城（越南）的西域（阿拉伯）海商，阿拉伯（色目）商人后裔，蒲开宗之子。约11世纪移居广州，经营商舶，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后叛宋降元，终生显赫。
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此时南宋孤忠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南宋皇族逃往泉州，意“欲作都泉州”，此时的蒲寿庚已经通敌，“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端宗等人无法进入城内，只好待在东海法石寺。张世杰向蒲借船被拒，抄没其财产，蒲寿庚进而“尽杀南外宗室”，并且追杀皇帝端宗和末帝，导致二位皇帝进一步南逃。1277年，张世杰复返围城，尽管得到当地百姓和士族武装的支持，但元兵增援，宋军腹背受敌，围城未果撤回。
景炎元年（1276年），元丞相伯颜率军南下，暗中遣人招安，12月蒲寿庚与元朝势力结盟。至元十五年（1278年），任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终元代一朝，蒲寿庚家族掌控海上贸易，独霸市舶。宋亡后，蒲寿庚家族继续扮演着泉州土皇帝的角色，在他们的维护之下，泉州迎来了城市历史上的所谓“伊斯兰黄金时代”。大明立国后，明太祖对支持蒙古的蒲氏深恶痛绝，下令将蒲氏族人充军流放，为娼发奴，不得登仕籍。
蒲寿庚是宋元时期的知名人物。他精通阿拉伯语、占城语（越南），这对外贸而言就有很大的便利。宋朝时期，他既担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同时也因为外贸累积大量财富，成为泉州首屈一指的富豪。
13世纪初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蒲家族从广州举家迁往泉州定居。而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还曾担任过安溪县主簿，并曾因贸易有功，被大宋朝廷授予“承节郎”的官衔。
南宋时，南海海寇猖獗。泉州共发生海寇犯泉事件六起（不含山寇剧盗），而《福建通志》记八起，两书最后一起海寇犯泉都在咸淳十年（1274年）。
而此时的蒲寿庚只不过是个小商人，略带有亡命徒性质的商队。咸淳十年（1274年），海寇袭泉州，官兵无能为力。蒲寿庚与其兄蒲寿宬为保护家族的巨大利益，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助官宪击退之，因功授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合称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安抚一路之兵事民政，执掌福建兵事民政要职。统领海防，权力很大。
泉州学者吴幼雄据《宋史·瀛国公度宗本纪》考证，咸淳十年（1274年）二月时，福建安抚使是赵顺孙，可知蒲寿庚之任福建安抚使应在咸淳十年（1274年）二月以后。
蒲寿庚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可以凭借权力更大规模地开展香料贸易，并可通过各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财富。
蒲寿庚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1973年，在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沈香、乳香、龙诞香、胡椒等。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可能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的联系”。
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即蒲寿庚受任为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后不久，蒲寿庚参与了一场反抗宋廷的战争。时右丞相陈宜中为迁都事，杀殿前指挥使韩震，引起殿前司左翼军兵叛。左翼军统领夏璟联合蒲寿庚，连续挫败宋军，取得瑞安（温州）、温陵（泉州）、三阳（潮州）大捷 。
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实力相结合，使蒲氏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景炎元年（1276）任命蒲寿庚为福建、广招抚使，总海舶。兼“主市舶”，赋予更大的权力。
宋高宗建炎三年，300多赵宋宗室子弟随南外宗正司迁至泉州，并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了宋末，宗室成员已达到3000多人。不过在据史书及文人记载，宋元鼎革之际，在泉州的南外宗子们，却被蒲寿庚杀害殆尽。
这事还得从南逃的南宋幼主说起。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元军南下，包围临安。元军善于陆战而短于海战，闻蒲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至多，若能招得蒲寿庚，既能严重削弱残宋的海上力量，又能借蒲氏之力给残宋毁灭性打击。在元军攻临安之前，元军统帅伯颜派遣不伯、周青招抚蒲寿庚、蒲寿宬兄弟未果。同年三月，元丞相伯颜陷临安，恭帝降，南宋事实上灭亡。南宋遗臣奉恭帝兄赵昰入闽，欲图恢复。同年五月，赵昰在福州另立朝廷，是为端宗，年号景炎元年。
同年十一月，元兵由浙江入福建。为避元军，南宋陈宜中、少保张世杰率舟师十万，奉宋端宗赵昰及卫王赵◇、杨太妃等，由福州航海至泉州城南郊法石下辇村，“欲作都泉州”。宋室冀得蒲寿庚之助，以继续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当时的南宋孤臣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带着两个娃娃皇帝端宗、幼主抵达泉州，赵呈率残部退至泉州城外法石寨，在这里的赵宋宗室子弟打算接应他们，但蒲寿庚拒不支援宋军，却“闭门不纳”、“闭门拒命”，禁止宋军进入泉州， 致使这一干人无奈继续南逃，撤往广东。因此，宋军改泊泉州外渚獭窟。张世杰只得护送端宗匆遽移粤，经漳州趋潮阳。
宋军以船舶军资两皆不足，张世杰临走时强征蒲寿庚的商船，“掠其舟并没其赀”，采用暴力直接抄没他的家产以充军资。抢走停泊在法石一带的蒲氏海舶400多艘。“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忍无可忍的蒲寿庚把怒气撒在定居泉州的南宋宗子身上，“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蒲寿庚并杀宋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约3000人。
蒲寿庚派亲信孙胜夫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军。于德祐二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公历1277年元月），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献城降元。
蒲寿庚的降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地方精英集团在支持他。他们对当地的政治和防务，都有很大的左右力量，如世居泉州、三代武卫左翼军统领夏璟，有调遣泉州军队之权的田真子，以援城功授永春县达鲁花赤的林纯子，“以全城功归诸故家”的颜伯录，蒲寿庚的党羽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
蒲寿庚降元，以所拥有的海舶交元军进攻残余宋师。元军将领董文炳率部抵泉时，擅解所佩金虎符赠蒲寿庚，此举事后得到元世祖的嘉许。元廷授蒲寿庚为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
降元后，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
至元十四年（1277）“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又升“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于泉州设市舶司。四月，董文炳谒见元世祖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指南宋残余势力），诱诸蛮臣服。”这正是元朝统治者重用蒲寿庚之用意。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蒲寿庚任镇国上将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因张世杰回师围城，没有赴任）。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南宋·张世杰从潮州回师泉州，“欲得蒲寿庚而甘心”，与义军陈吊眼、畲族许夫人等协力讨蒲寿庚，声势浩大。这是一场关系到蒲氏及其家族命运的生死决战，但当时元军主力不在泉州，守城兵力单薄，城内又有宋朝遗民内应，形势对蒲寿庚极其不利。蒲寿庚一方面派遣孙胜夫诣杭州求援兵，一方面与尤永贤、王与、金泳等部将“协谋拒守”，“晨夜血战”。十月，张世杰围泉州城70多天（首尾3个月）后，因元·元帅唆都等来援，被迫解泉州围南撤，复返广东。这场保卫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残宋的士气和力量，基本上消除了闽南地区反复拉锯的局面，巩固了元朝在福建的统治。
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八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蒲寿庚的舟师奉旨配合元军主力进击广东，“会追二王”，张世杰遗于崖山，幼主祥兴帝赴海死，宋亡。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蒲寿庚任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
蒲寿庚对那些虽然怀旧但没有参与抗元斗争的宋朝故臣颇注意笼络。如推举原吉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子后来也不再追究，甚至还授录为官。这种策略对稳定局势、巩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蒲寿庚於宋元转变之际，显赫一时，其子孙在元朝，亦颇得志。按蒲寿庚三子：师文（参见《泉州人名录·蒲师文》）、师斯、均文。师文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尝兼任提举福建道市舶，且以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师斯子崇谟，官至行省平章政事。
作为曾经的泉州市舶司提举、同时也是泉州首屈一指的富豪，此时的蒲寿庚作古早已百年以上，却被明朝人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三百”。他的蒲氏后人更被朱元璋指为“余孽”，全部充军禁锢，并被要求不得读书，“世世无得登仕籍”。
蒲寿庚继承父业，从事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其初，蒲氏家族曾一度中落，生活不甚丰裕，经蒲寿庚的精心经理后，迅速振兴，走向鼎盛。
蒲寿庚在泉州出任提举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大宋自元祐七年（1092年）至咸淳三年（1267年）的175年间，提举泉州市舶官员共104位。而蒲寿庚是任职最长的一位。
根据《福建通志》，蒲寿庚任提举泉州舶司是在淳祐十年（1250年），到淳祐十二年（1252年）换为扬瑾，直到南宋末年也没有蒲寿庚的名字。因此实际上蒲寿庚只做了三年不足的提举市舶使，这也符合地方官员在任三年一轮换的宋代官制。但不管其任提举泉州市舶司或离职，均能“擅番舶利者三十年”，可见蒲寿庚势力之强大。
蒲寿庚以其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及其在海外诸国穆斯林海商中的威望，积极恢复和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至元十四年（1277），泉州市舶司恢复。翌年8月，元世祖通过蒲寿庚等人向海外各国宣布了元朝欢迎并保护通商贸易的政策。次年即有占城（越南）、马八儿（印度半岛东部之伊斯兰教国）等国的使臣和舶商来泉州。蒲寿庚提倡与海外各国友好往来，和平经商，曾对元初黩武海外的政策进行劝阻。至元十六年（1279），元朝为征服日本，命造战船600艘，其中泉州负责200艘。至元十八年（1281），蒲寿庚奏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诏止之。蒲寿庚弃宋降元，使泉州港免遭战火毁灭，使中国的海外贸易得以继续发展，为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奠定了基础，也为泉州伊斯兰教黄金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蒲寿庚在宋元鼎革之际，导元倾宋，叛宋仕元，性质极其恶劣。泉州穆斯林世代受到南宋优待，却在南宋危难之际恩将仇报，屠杀泉州的南宋皇族、官员、为了讨好蒙元，又屠杀了数万平民，连蒙古人都感到非常吃惊。当时蒙古灭宋，相对之前已经相当客气，连蒙哥遗命中必屠的钓鱼城都没屠。所以说蒲寿庚为了保全泉州才投靠蒙元完全站不住脚，更何况当时蒙古灭宋的过程中蒙古人对待最残暴的就是这些居住在泉州的穆斯林。
泉州许氏家族起义兵抗击蒲寿庚，掩护二帝南逃，被蒲寿庚几乎灭族。元兵实行剿乡灭族策略，不仅火烧晋江许汉青、许夫人的家乡许宅巷、陈厝坑，迫使二乡的许、陈、曾三姓族人四处奔逃。南诏许姓氏族因事牵抗元，亦惨遭清剿杀戮，几于灭族。泉州清源少林寺僧众反蒲寿庚之降元，遭蒲寿庚和元将奇握温思的镇压，他们率元军万人冲进少林，千余僧众被屠，只剩数十人逃出。通过残酷无耻的屠杀和镇压，蒲寿庚终于将泉州控制在手里，成为元庭的忠实走狗。
到了元末，蒲寿庚家族又故伎重演，他们勾结当时的提举泉州市舶使色目人那兀纳作乱。但这次蒲寿庚家族再没有宋末那么幸运了，乱兵被元军强力镇压，当地的蒲家乃至许多西域人都被灭门，蒲寿庚等人被掘坟戮尸，遍及泉州城内外的清真寺在战乱引起的宗教仇杀中除一座外全被捣毁。而且，蒲氏家族的噩运并没有随着元朝的灭亡而告终，明朝开国后，朱元璋特令将泉州的蒲寿庚这一脉的蒲氏举族全部打入贱籍，世代不得入仕。而这道命令，在当时的以仁义号称的儒家社会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公道自在人心，在时人的心目当中，这就是蒲氏屠戮赵宋宗族和淮西兵的报应。
明陈懋仁：称其”顽暴寡劣。“顾祖禹：”狼子野心，背宋而潜献地于元。“
后人认为，他因海上贸易积累财富，是泉州商人的典型代表。而对于他弃宋降元的行为，姑且不论君臣伦理，客观上确实使得泉州港免遭战火，为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商港奠定了基础，使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得以继续发展。
加上蒲寿庚曾任泉州市舶司提举，清楚地知道市舶司及海外贸易对于泉州港的重要性，因此，进入元代后，当元世祖因用兵多年急需财力时，他便及时地给出恢复外贸的建议，借此保住了泉州市舶司的地位。这一些，对于泉州港在元代的崛起，都有着客观的推动作用。
此外，为使元代外贸更顺利的开展，蒲寿庚还促成了元世祖忽必烈对海神妈祖的加封。这也使得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人们有了精神信仰，能够更无畏地出海闯荡。当然，他此举也是福建乃至东南沿海能形成妈祖信仰的推动力之一。
商业帝国
大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鉴于此，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南宋时候，水田增加，产量进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等地，稻米产量很大，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棉花的种植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绵纺织业成为产棉区的主要农村副业，有了一套擀、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装有指南针，并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力。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两宋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南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商业经济繁荣等现象，美国、日本学者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
宋金两国在淮河设置称作“榷场”的贸易市场。除了榷场，民间的私下交易也较多。
宋朝从960年赵匡胤立都东京开始，历经三百多年。中国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西夏在南宋立国时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陆上贸易停止，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所有贸易几乎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岁币支出庞大，南宋王朝内部税收繁重。经济几乎一面倒在与西方的贸易之上，促成海上贸易之繁华。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府和成都府人口已过百万，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从海外贸易看，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对外贸易港口近20个，还兴起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60个以上，范围从南洋、西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表明其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
江南市镇不仅工商业十分发达，而且在社会形态上也日益呈 现出城市化的特点。这在古代江南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相当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南海一号
“南海一号”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沉没地点位于中国广东省（台山市海域），1987年在阳江海域发现，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距今800多年，但因技术及资金问题而延迟研究。
“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此后试探发现，船上载有文物6万至8万件，且有不少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
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时期福建泉州特征的木质古沉船，沉没于广东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南海一号”古船是尖头船，专家从船头位置推测，当时这艘古船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国。令人惊奇的是，这艘沉没海底近千年的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船体的木质仍坚硬如新。这艘沉船的出现对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研究以及木质文物长久保存的科学规律研究，提供了最典型标本。同时，它也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从发掘出来的文物来看，从船体造型该船始发港口可以肯定是来自福建的泉州。受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部门的力邀，水密隔舱造船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芳财将按1∶1.1比例仿制宋代古船“南海一号”。
1987年8月，广州救捞局与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Maritime Exploration & Recoveries PLC）在上下川岛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RIJNSBURG）时，并没有找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却意外发现了在深埋在23 米之下的另一条古代沉船，并打捞出一批珍贵文物。由于发现沉船的海域位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专家认为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当时将这艘偶然发现的沉船命名为“川山群岛海域宋元沉船”，“南海一号”是后来由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创始人俞伟超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命名的。
1989年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前身）与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正式开始对“南海一号”进行水下考古调查，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队伍成立之后，在中国海域所进行的第一水下考古调查，张威成为第一位触摸到“南海一号”的中国水下考古专业工作者，这次调查被誉为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
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应香港特区政府邀请，前往香港迪士尼乐园建设用地范围的填海区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在张松先生和张威先生的共同宣传下，香港商人陈来发先生，创建了名为“中国水下考古与探索协会（香港）”的组织，并发起募捐，为“南海一号”进行水下考古无偿捐助港币120万元。开创了香港民间组织无偿资助大陆水下考古事业的先河。
2001年4月，由于陈来发先生的捐助，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水下考古专业队员共12人，搜寻和定位沉船遗址，这次调查中，水下考古队对这艘沉船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2002年3月至5月间，水下考古队再度下水，对海底沉船进行细挖掘、细打捞，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
2003年10月，广东省文化厅召开《“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专家论证会。
2003年11月，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主持召开会议，规划、立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建设项目。
2004年，“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确定。
2004年3月，广东省发改委同意筹措资金，在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2005年12月28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开工兴建。
2007年1月16日，考古队前往沉船海域开展打捞前最后一次海底勘查，之后进行了持续9个多月的打捞。整体打捞行动在2007年开始，那之前“南海一号”沉船水下考古队对这艘宋代商船已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打捞出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余件，多数都是十分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的文物珍品。这些文物以瓷器为主，包括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系的高质量精品，绝大多数文物完好无损。根据探测情况估计，整船文物超过8万件。考古界人士表示，与这些瓷器年代、工艺相当的一个瓷碗，此前在美国就卖出了数十万美元的天价，而这里却是整船、成批地出现。
2007年12月21日，“南海一号”古沉船起吊，12月22日上午10时，在现场举行“南海一号”出水仪式。
2007年12月28日下午3点，南海一号完成整体打捞，正式进入水晶宫。
2008年，水晶宫开馆迎四方游客。
2011年3月底，开始对古沉船“南海一号”第二次试发掘，本次试发掘主要目的是确定船首和船艉的准确位置，并采集水、泥和沉箱等标本进行试验和测算。
2011年4月25日，广东文物考古所发布了，本次试发掘确定了船艏在沉箱中的位置，为“南海I号”整体发掘奠定了基础。本次试发掘发现的“南海一号”的“隔舱板”和“船舷板”帮助研究人员基本确定的“南海一号”船头的位置。据介绍，“南海I号”目前尚未有整体全面发掘的计划，需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发掘方案。
2013年11月28日，在广东阳江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启动南宋沉船“南海一号”的全面发掘，用三四年时间，取出全船6万-8万件文物。
2014年5月15日，南宋商船“南海一号”，经过整体打捞、两次试掘，现已进入船体正式发掘阶段，上层淤泥即将清理完毕，松木船舷和一匝匝瓷器、铁器已清晰可见。
2015年1月28日，经过7年的保护发掘，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理，船舱内超过6万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光，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考古识别，这些南宋外销瓷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五大民窑瓷器构成。
2016年1月9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局等单位在广东海陵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发布“南海一号”保护发掘项目最新进展，公布沉船类型、船货发掘最新发现以及推测的沉船年代等重要考古新发现。目前已出土文物超过1.4万件套，专家推测它是属于南宋中晚期一艘“福船”类型的古船。
据介绍，“南海一号”是一条满载货物的沉船，从我国的东南沿海港口装货后，在前往南亚、西亚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途中沉没于海底。船内现存的货物以瓷器、铁器为主，钱币亦有相当数量，纸张、丝绸等有机质货物可能已分解不存。截至2016年1月5日，总共出土文物14000余件套、标本2575件、凝结物55吨，其中瓷器13000余件套、金器151件套、银器124件套、铜器170件，铜钱约17000枚以及大量动植物标本、船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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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赵昀之一
史相专权
歌阑玉树陈时苑 舞罢霓裳唐代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