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打印社

上个世纪90年代，电脑还是新生事物，一般单位都很少，熟悉和能够熟练使用的更少。记得我妻子单位算是较早拥有电脑与自动办公系统的，到年底系统集中做报表，他们会将台式机请专业人士拆下来，用汽车拉到市里。我写的很多文章，为了方便编辑审稿，也为了提高命中率，绝大多数都要送到打印社先去打印、复印，而后到邮局寄出。

与我最初合作也是合作时间最长的那位打印社的老板，是我在柴湾中学实习时初三班的一位学生，叫陶学明。他自己坦诚地跟我说，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上课总是喜欢趴在桌子上睡觉；而我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是不允许睡觉的。所以，他不止一次被我“凿脑壳”——屈起指头，敲击脑壳。这让我非常惭愧——那时我刚刚入行，年纪也轻，对学生的关爱严重匮乏，眼中只有课堂纪律和教学，而没有学生的尊严。

除去他说的这一点，我们其它方面还是很愉快的。他那时的事业也还刚刚起步，生意也很有限，主要是承接上门的打印和复印生意，以及替公安局等机关打印材料——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他有一个亲戚在公安局工作。又因为替公安局打印材料，是要上门取和送的，所以，我经常可以看到陶学明骑着幸福250来去匆匆。对于我的打印价格，他也给予了适当的优惠：一张A4，价格4元是不变的，但长文可以将版面排得紧凑一些，用小5号字排印。比如说，我写的小说《评优课》，他就是这样处理的。而这篇小说，单单是打印费用就达50元左右；加之投寄多家刊物的邮寄费用，总费用超过了100元。稿费是多少？225元。所幸的是若干年后，《中国校园文学》杂志出了一本创刊10周年文集，将我这篇小说收入，又给了我200元的稿费，才让我这千辛万苦的作品算是经济上有了一点收益。

20年后，陶学明成为如城广告业中比较知名的老板了，在小城南郊，有自己的广告位——据说，这是做广告的是不是比较成功的标志。

在我们学校附近出现了两家打印社之后，我去陶学明那边就相对较少了。这两家打印社，一家老板是原来如皋百年老店老松林里的女会计，叫戴薇；另一家老板则来自一江之隔的张家港的小伙子侯石。

戴薇是我早就认识的——说认识，其实只是我偶或去老松林吃早点，知道她是那里卖筹的——顾客到这里买面条、饺子之类，先要拿现金换取筹码，而后凭筹码再到店堂换取面条、饺子。而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白白净净，嘴角有一颗小小的黑痣，在她这个美女的身边，时常可以看到一个英俊小生的身影——她后来的老公刘建。她之所以开打印店，是因为老松林这家百年老店也是小城里首屈一指的国营餐饮店后来破产了——也可能是改制了。起初她的生意并不好，她老公的父亲也在她这店里帮忙，帮她拉生意——骑个踏板摩托满城地跑单位。

但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她的生意有了变化：她开始帮助某个海外知名品牌做数据处理了：也就是将客户的相关信息输入到一个系统中去。她怎么会揽到这个生意的？因为她的妹妹嫁了一个法国人，那法国人就在这家海外企业工作。那段时间，我还听说她和她儿子应邀去法国旅游过一次。没过几年，她这方面的生意做大了，成立了一家数据处理公司，专门承接一些企业的数据外包服务，在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她和她的公司的相关镜头。

与戴薇的打印社仅仅一路之隔的张家港人侯石开的是家夫妻店，小两口在这里除去打印业外，还承揽大型图纸复印业务。而大型图纸复印，他即便不是小城首家，也是第一批中的一个，所以，最初几年的效益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但随着做大型图纸复印生意的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意也渐渐走了下坡路。记得有一回他们的复印机的胶辊出了问题，需要更换，而更换的费用达上万元，一时间小夫妻俩满面愁容。

再过了不几年，侯石夫妇回了张家港。因为我在2000年前后的社会评论写作的高峰期，很多文章都是在他们家打印的，而他们的服务态度相当不错，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挺怀念他们的，也不知道他们回到张家港后，事业和生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