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不仅瑞徵临阵逃脱，袁世凯两面三刀，更有张之洞的培育
大家都知道，发生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在此之后，革命的浪潮如燎原之火，烧得清王朝分崩离析。从现代人的角度，我们赞扬武昌起义，认为它是大规模武装反对清政府的第一枪，给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来了一记暴击，让自由开化的春风吹遍了中原大地。但历史事件是客观的，每一件事的背后也一定有它的缘由，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以史为鉴，正衣冠，明得失。我们不妨从别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探讨一下清政府的官员应对危机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又是怎么暗中“推波助澜”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没能成功镇压住自己管辖区域内的民间起义是极大的失职，更别说自己所统辖的军队都反向倒戈了。我们知道武昌起义时是当地的政府新军率先揭竿而起的，清政府的控制力有多低是可想而知。军队是维系一个政权最有利的屏障，它的作用有二。一是对外维护国家主权，赶走外国的侵略者，二是对内镇压暴动，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毕竟统一的声音才是最有效的，但是正向效果还是反向效果就另当别论了。
武昌起义发生在湖北省武昌，先不论政府官员有多失职，当地激进的思想，先进的装备，大量留学国外的人才都是起义发生的有利因素。那么，我们不禁有个疑问，是谁让武昌，这个在地理上没有什么特殊优势的地方，能够如此强？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张之洞讲起。
张之洞是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因创办了一系列军工企业而广为人知。他出生于贵州兴义府，是官二代，16岁中解元，27岁中举人，之后为官从政多年，对清廷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从履历上看，他是一个人生赢家，对清廷也有着卓越的贡献。湖南正是他的辖区，他是个颇有远见的人，特别重视新式教育，在晚清先后派出的300名留学生中，将近100人都来自这里。张之洞的本意或许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他的执政理念中有一个对于清廷来说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处理不好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张之洞办教育，组新军，提升自己管辖区域的实力，这并没有过错。但是作为一名晚清的臣子，他更应该关心的是自己手里的力量是忠诚的狗还是沉睡的狼。有人做过统计，在湖南的革命党人领袖中，将近半数都是张之洞的学生，张之洞于1909年去世，在他死后不到2年，本地区就发生了反清起义，并取得了成功。或许张之洞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军队，竟然摧毁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清廷，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除了张之洞，另外一个人博尔济吉特氏瑞徵（澄）也在武昌起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当时镇守武昌的最高长官。武昌附近的精锐部队被清廷调到四川去镇压当地的起义，造成了城防空虚，这才给起义军可乘之机。同时，大量张之洞留下的进步思想在不断地浸润着新军，让军队完成了从效忠清廷到流血革命的思想转变。其实在革命发生之前，当地的报纸就已经在变相地宣传革命的思想了。如果当时的端澄政府精明能干，早就能通过不同的手段缓和激进的军队，而当时端澄在干什么？简直就是在胡闹，他心安理得地向清廷发去了尽皆安好的电报，然后转头继续在他的得意洋洋中钻研（他当时刚上任这个职位）。
曾经有人进行过考证，如果端澄政府坚决镇压，以当时革命党人的力量，想要对抗城防守军还是很难的。但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他，竟然听从了妻子的建议，带着家眷逃跑了。要是放在现代，他绝对是个责任感强的好男人，不忍心让家人处在危险中。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忘了自己作为清朝官员的职责，没有坚守阵地，临阵脱逃，他的逃跑不仅为革命积蓄力量争取了时间，还光明正大地向世人展示：清朝的官员，就是这么无能，遇到麻烦只会跑。再结合当时清朝政府在外交主权上的无能，进一步激发了反清思潮。一个人在危难中的表现最能反应他的能力。端澄的能力很明显不足以胜任他的职位，他年轻时还是有名的京城恶少，典型的纨绔子弟。
那么问题就来了，就这么一个纨绔子弟的人，他凭什么能当上这么一个职位？因为他姓博尔济吉特，这是满族大姓，在清朝前期有名的封疆大吏中，不少人出自博尔济吉特氏。他凭借祖辈的名声当上了官。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清朝政府的用人策略。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才的质量决定了政府的效率，端澄能当上官，应该已经是矮子里面拔将军了，当时清廷已经无人可用了。虽然也有载沣这种能力强的人，但总体上，统治阶级内部已经严重腐朽了。不少人，还在每天地鸦片中醉生梦死，沉浸在天朝上国之梦中。
还有，在革命成功之后，晚清的形象代表，隆裕太后和溥仪皇帝，其实只是类似于吉祥物的存在，他们并没有临大事决断的能力与权力。没了慈禧，清廷其实已经没了做主的人了。剩下的人要么年龄太大或者太小，要么靠不住，偶尔几个能顶事的也是覆水难收，最终不得已选择了退位。
其实，除了在武昌本地的官员外，另一个远在河南的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就是袁世凯。提起袁世凯，可能很多人想到的都是那句“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这句话只体现了他人生的一个节点，和普通人一样，他的人生也不止这一个节点，不同的点构成一个面，不同的面再组成一个完整的体。袁世凯早年多次应举皆不中，后弃文从武，因督练新军而发迹，到了武昌起义时，已经成为了清廷武装力量的实际领头人。
在武昌的火焰刚刚摇曳之时，清廷曾急招袁世凯前去镇压，但是袁世凯并不是真心效忠清廷，他对于经营个人势力，自己做皇帝更有兴趣。面对弱小的清廷，以他的想法肯定是坐地起价，拖延出兵，以此为借口向清廷敲诈军饷，反正清廷现在风雨飘摇，早晚要塌，那不如在它倒塌之前多刮过来一些钱。不可否认，袁世凯的拖延为革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如果袁世凯当时立刻出兵镇压，那么，封建制度的终结可能还要再往后推迟好些年。当时的中国，还有另一股势力在暗暗蛰伏，那就是列强。无论中国的局面如何变化，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摄取在华利益，虽然当时明面上是清政府当权，有资料显示列强当时也想出兵帮助清廷镇压起义，但起义的力量渐渐地让他们认清了现实——革命在中国是迫在眉睫的。所以他们默许了起义，无视了清政府的求助，希望这个新生的政府也能带给他们同样甚至更多的利益。从另一个侧面说，列强地旁观让清政府失去了一道有力的屏障。
武昌起义前的清政府，内部腐败，离心离德，对外控制力下降，失去强援。在一个小小的县城中发生的小规模起义都足以摧毁一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帝国。这样的事情不由得引起我们的深思。
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历史是给活人看的，在当前这个变革激烈的时代，感受历史，体悟历史更是一个大国所必不可少的。
谭论古今，让历史告诉未来，照亮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