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世界，世界在身边。第59，南溪草堂

周正义的自行车店，位于蒙自路和五里桥路边上的一个桥蒙小区里，临街，原先面向五里桥路有开口，后来据说是环保、还是消防、还是市容的原因，那个开口被堵上了，相当于从宋代的开放式市集退回到唐代的封闭式里坊，生意自然一落千丈，只能做些熟客的生意。

老周是安徽阜阳人，来上海二十多年，一直做自行车买卖和修理，是台湾自行车品牌Oyama（欧亚马）在上海的总代理。老周人实在，一向信奉薄利多销，但看起来这座魔幻的都市信奉的是瞬间暴利，老周的生意一直做不大，即便是前些年自行车运动火热的时候，也没有高速发展，如今已隐然成为外来的di端人口，不知道还能支撑几年。

五里桥路所在的这一片，在明代是顾英修建的南溪草堂所在。顾英来自于江东望族顾氏，东汉末年江东四大望族“顾陆周张”以顾姓为首。历经1200多年，在江东的顾氏早已没有那么大的势力，但底蕴犹在。移居到上海一地的有南朝梁的顾野王一系，之后繁衍到整个上海，民国外交家顾维钧是其蔓延至嘉定的一支。

顾英的先辈居住在今青浦县的崧宅里，和后来发掘到崧泽文化遗址的地点挺近。明英宗天顺三年，顾英参加科举考试，得中举人，旋赴外省做地方官，既然有官做，自然不用再去辛苦参加进士考试。

明英宗在土木堡之战中被瓦剌人俘虏，于谦等留守大臣拥立英宗的弟弟登基，是为明代宗，或称景泰帝。瓦剌人见扣留明英宗没什么意义，就将其放回北京。后来代宗病重时，英宗复位，天顺就是英宗复位后的年号。

朝廷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各级官员的选位自然很难，很容易站错位。在新老皇帝的更迭中，一定有大批的官员被免职，官场出现大量的空缺，仅靠每三年的三百多个进士，远远无法满足官场的需求，所以很多举人被直接征用。对于这一批读书人来说，真是天上掉下了大馅饼，而顾英正巧接到了一只。

顾英官至同知、知府级官员，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顾英大概算是清知府吧，退休时被明廷加授“中大夫”，衣锦还乡，当时他在上海县城内有旧宅，顾英加以修缮，门前立了一块“中大夫坊”，现在是一个叫“大夫坊”的小巷子，不知道在什么位置。

顾英另外在城外的肇家浜南岸兴建了南溪草堂，从肇家浜引了一条小河浜穿过南溪草堂，这条河浜可能叫南塘浜（或者南溪），1930年代初期被填平筑路，路名叫南塘浜路，位于斜土路略北、蒙自路和打浦路之间。

南塘浜很短，也不曲折

南塘浜流出南溪草堂后，继续向东流，顾英的重孙顾从礼，为方便百姓在此造“五里桥”，溪流和石桥早已消失，但留下路名五里桥路，再往南有更大的五里桥社区。

五里桥路，老周的车店就在中间那个窗口里面

顾从礼的仕途也没有走科举之路，他的书法特别出色，被选中进入嘉靖皇帝的制敕房，就是抄写皇帝诏书的，由此一路升官，最后当到四品的太仆寺丞、光禄寺少卿，比祖上顾英还要风光。艺多不压身，此话不假啊。

顾从礼退休后回到上海老宅，除了兴建几座桥梁，还上书要求修建上海县城墙。原来上海县城是没有城墙的，是一个开放的城区。嘉靖年间正是倭寇最猖獗的时期，没有一座城墙的保护，倭寇可以自由来往，祸害一方。在顾从礼等士绅的吁请下，当地政府用三个月的时间兴建了城墙，之后倭寇再没能进入城区。

顾从礼的弟弟叫顾从德，是明代古印章收藏四大家之一。印谱起源于宋代，是鉴赏家将收寻到的历代印章和名家篆刻精品编印成册，但今天能见到最早的印谱，是顾从德所辑的《集古印谱》，当时也只印刷了二十本，每本的成本达到白银十两。顾野王编辑了《玉篇》，顾从德有其祖上的风采，江东顾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是有延续的。

顾从礼的次子顾九锡，筹资对南溪草堂进行了大规模整修。整修后的南溪草堂焕然一新，文伯仁是文征明的侄子（不过叔侄二人关系势同水火），他在游览了新草堂后，画了一幅《南溪草堂图》，从画中来看，俨然一个大型的园林。

南溪草堂图局部，该画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进入清朝后，顾氏家族式微，传承数代的南溪草堂逐渐荒废，但一直到民国时期，还有不少顾氏后裔还生活在此地。据说，打浦路、瞿溪路、鲁班路一带，早先的俗名叫“草堂”，南溪草堂的大致方位应该可以确定。

杜甫草堂曾经是那样的破旧，如今却是富丽堂皇；南溪草堂曾经是那样的华美，如今却是烟消云散。安得房子一二间，大庇沪上骑友来买车，也许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