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关键概念知多少？（一）

（英）埃德加著；杨礼银，朱松峰，哈贝马斯：关键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这本也可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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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一定会有（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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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action）

追随韦伯，区分“行动”与“行为”。行为是一个人无意识地或因果性地被决定的活动。哈贝马斯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行动的拓扑学，其中十分重要地包括着交往性的和策略性的行动之间的区分。

行政权力（administrative power）

是国家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在哈贝马斯的专门术语中，国家是一个系统（权力则是非表征的媒介，系统由此得以引导和组织）。就此而论，它与生活世界是相冲突的，通过生活世界，普通民众赋予他们的生活世界以意义，并形成他们的意见和道德标准。在其论述法律的后期著作中，哈贝马斯赋予自己探究以下事物的任务：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机构怎样改革，以便对行政的和法律的系统施加压力，从而把在生活世界中形成的公众舆论转变为能影响国家行政权力的交往权力？这样，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国家的行政权力将被奠基于受行政权力统治的公众的意见、价值观念和利益之上。

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哈贝马斯与实证主义的结合也许可以被看作试图在大陆和分析传统之间建立起对话的早期尝试。

资本主义（capitalism）

在其早期的一篇文章《在哲学和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中，哈贝马斯确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四个关键特征。在20世纪，通过对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供应进行干预，国家的作用已经扩大了；虽然依然存在着经济上的不平等，但是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统治阶级，都能拥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由于民主和选举权的扩展，19世纪的革命政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党政治代替了，所以不再存在清晰可辨的革命阶级；资本主义对自我的理解，尤其是在战后时期，主要是通过与其他政治系统，特别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对立而产生的。总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比19世纪的资本主义更加稳定。一种受控的经济不再遭受19世纪自由市场所特有的、在繁荣和崩溃之间的灾难性摇摆，而且大多数人在物质上的相对富裕确保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持久信奉。

《合法化危机》是第一项篇幅足以成书的研究，哈贝马斯在此书中试图建立一个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模式。在此，他放弃了其早期著作的广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为的是将尼克劳斯卢曼的系统理论作为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关键方法。在个体层面上，这项研究是通过把资本主义看做一个社会系统而进行的，这个系统由四个子系统组成：经济；国家的行政系统，它具有将社会组织起来并稳定为一个整体的任务；合法化和文化系统，它们通过教育和文化机构，为社会成员创造意义和道德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模式把经济危机（比如生产率和利润率的丧失，或大规模的失业）看做对社会支柱直接的和即时的动摇性影响；但哈贝马斯论证道，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一个子系统内部的一场危机能够被其他子系统至少部分地消减。

《交往行动理论》使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分析和批判的核心。哈贝马斯从韦伯那里借用并发展了两个主题：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意义的丧失——工具理性的增长，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倾轧、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自由的丧失——从韦伯“官僚机构的铁笼”这一观念发展而来。

认识兴趣（cognitive interests）

是使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认识的（或知识构成的）兴趣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条件，它们激发人类形成关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运用政治权利的知识。三种兴趣——控制和操纵自然环境的、有目的-技术的兴趣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它自身则以人的劳动能力为基础。社会科学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根基，而且这就在交往的认识兴趣之中。在此，重要的不是人的劳动能力，而是人运用语言的能力。哈贝马斯在这里转向历史学家和解释学家以寻求指引。这给了我们两种科学：奠基于我们的劳动能力之中的自然科学，和奠基于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之中的社会的或文化的科学。第三种认识兴趣，对解放的兴趣，这是第三种科学形式，它与社会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和历史的特征相应——所有已知的社会都曾有政治不平等和压迫的特征——因此这种科学考察权力的运用。采取的两个模式——精神分析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sation of the lifeworld）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这样的过程，通过它，当大规模的社会化过程变得越来越独立，并限制着顺从于它们的那些人们的行动时，个人的自由在较复杂的社会中就遭到了破坏。用哈贝马斯的术语来说，这是作为“系统”的社会入侵作为“生活世界”的社会的过程。当系统不再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从而不再是能通过生活世界而最终被检验的东西，而是它自身就成了一种手段的时候，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问题就出现了。在一个现代社会里，系统的运用是必需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非常有益的。但是，由于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越来越多地干预日常生活（比如，国家越来越多地管理私人的和公众的活动，而且经济价值被置于所有活动之上），所以系统活动所固有的工具主义开始侵蚀奠基于生活世界之中并服务于生活世界之维持的交往技巧。好的意图也许会被系统歪曲，而且通过交往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对系统进行质疑的可能性被抑制了。

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

是人们之间有意义的互动。传递信息、建立与他人的联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交往行动和策略性行动的区分就在于，后者并不设定建立任何共同理解的必要。在策略性行动中，一个人可能只是试图操控另一个人，第二个人并不必然理解或者赞同正在发生的事情。

交往权力（communicative power）

是通过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兴趣、价值观念和身份的理性讨论，公众可对一个政府施加的影响。哈贝马斯的论点是：公共机构，可以完美地起到渠道的作用，通过它们，公共舆论被转换成交往权力，后者又被国家行政部门转换成行政权力，以便它能作为管制和指导公民行动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而被执行。

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

是合理解决哈贝马斯所辩护的真理和道德善问题的途径。在《认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把交往理性与人在相互理解和交流中所具有的认识兴趣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为了生存和繁荣，人类必须既能控制他们的自然环境（通过科学和技术），又能有效地进行交往，从而将他们自己组织成能够维持下去而又复杂的社会群体。交往理性因而是在自然科学中被运用的工具理性的补充（而在社会生活的组织方面，当只有工具理性被应用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参见科学主义）。交往理性最初被理解为与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对话类似的东西。在论证的这一阶段，哈贝马斯明白，只有交往理性是不够的，它必须由批判理论加以补充，以便洞察由于社会的政治不平等而已经破坏了纯粹交往之可能性的系统性扭曲。在其成熟著作中，交往理性成了焦点。哈贝马斯放弃了早先的批判理论模式，目的是要证明交往理性代表的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基本能力的运用，至少是潜在的运用。这是一种使彼此双方进行批判的和合理的论辩的能力。虽然在所有现实的社会中，尤其是由于政治不平等，它也许都会受到抑制，但它依然是一个所有交往都应向之努力的批判性的理想。哈贝马斯因此保留了其早先分析中的如下重要想法：理性的实际运用应当是一个交互的活动，照此，交往合理性预设了对话的可能性。交往理性可以被用来反思、质疑和修正我们通常用来引导我们日常交往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范。

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过于注重个体，而不是个人被卷入其中的互动过程——唯我论。预设了孤立的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合理地计算道德上正确地行动方式，这些分离的计算导致了一个和谐的结果（借此，每一个个人的道德决定与他人的每一个道德决定都是一致的），而个人不必与他人交谈或分享经验——这也是哈贝马斯对约翰·罗尔斯进行批判的根基之所在。通过强行加上选择性的健忘症（罗尔斯所谓的无知之幕），他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在真实的交谈中有重大关系的所有个体性差异。那协商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了一次独白。哈贝马斯表明，作出真实的政治和道德决断要求真实的人们分享、争辩真实的意见差异和真实的经验差异（于是有了话语伦理学）。意识哲学的问题是两面的。一方面，如罗尔斯的讨论表明的，作为对道德主张的辩护或者对合法化的解释，它是不充分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是不充分的。它没有解释社会关系怎样聚集在一起。

危机（crisis）

在早期著作中，哈贝马斯用“危机”概念来支持批判理论的解放作用。哈贝马斯通过使用系统理论这一途径来探究社会的一个部分中的危机在其他部分中所具有的撞击效应。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是社会分析的一种方式，它试图提供一种对社会的政治评价，并试图引导政治实践。哈贝马斯把精神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提出来作为批判理论的模式。在其后期著作中，哈贝马斯逐渐放弃了这一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基于他从霍克海默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根本性转离。霍克海默所关心的是科学家用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建构研究对象的方式，也就是说，由于他的文化先见，科学家根据某些种类的概念和观念来预想对象。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理论回应着这一建构问题。然而，他认为，三种不同的科学（自然的、解释学的和批判的）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它们的对象，因为每一种科学都受不同的兴趣引导（它们分别是对操控自然世界的兴趣、对理解和交往的兴趣，以及对政治解放的兴趣）。哈贝马斯渐渐将此看做其理论的一个缺陷。它过多地关注了对象是如何被建构的，而对于一种科学理论或假设的真理是如何得到检验和辩护则关注得太少。所以，哈贝马斯开始形成这样种理论，它能够解释对真理的主张，以及对道德和政治善的主张，是如何得到论证的―这就是他对以普遍语用学理论为基础的有效性主张的阐释。这一切转换了对批判理论可能是什么的理解。批判理论应当引导政治行动这一想法从未失却，但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模式不久就被抛弃了。另一方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理论，它探究行使权力的主张得以合法化的方式。问题不再是解除意识形态的扭曲，而是变成了检查有关各方是如何被排除在了理性论辩的程序之外的，这些程序本应当是被用来为政治的和法律的决定，从而为权力的执行作论证的（参见话语伦理学和法律）。

另一方面，一种新的社会模式被认为应当试图为物化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和系统的概念，以探究丰富而又充满意义的日常世界（从而主要是被解释学家研究和被普通民众体验到的世界）与把人作为某种客观的和自然的东西来面对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批判理论现在关心的是对哈贝马斯所谓的“病理”的探究，它是由于系统性的组织化在复杂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交流和批判性讨论领域的侵蚀而产生的。病理包括日常社会生活中意义的丧失、道德的和其他的价值观念的败坏，以及心理的失调。批判理论的任务是寻求可以抵制和扭转这些病理的实际的干预活动，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首先保护交往理性的作用，这个社会由于其系统性的组织化，越来越受限于抑制批判性政治思想的工具理性。作为一个总结性的旁白，可以指出这样一点：在这一抱负中，哈贝马斯表达了与其早先对决断论的关心的一致性，以及对被错用了的工具理性持久的担心，这种担心一直是其著作的潜在动机。

决断论（decisionism）

决断论是这样的主张：价值判断（比如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和关于美或艺术作品之价值的判断，不易受理性决议的影响，所以只能通过以主观随想为基础的、或多或少任意的决断而被裁定。哈贝马斯反对绝断论，认为关于作为伦理和政治决断之基础的目标和价值的合理辩论，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

民主（democracy）

哈贝马斯反对卡尔·施密特的观点——现代政治社会只有建立在单义同质的文化族群的基础上才能存在。宪法问题、国际性组织与民主息息相关。

分化（differentiation）

哈贝马斯是在其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阐释中对文化分化和有效性主张的分化中进行探究的。

话语（discourse）

话语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参与交往者的设想和主张受到讨论和批判，以便被接受或拒绝。

话语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

是暗含在被社会的合格成员预先设定的交往规则之中的规范性理论——普遍原则和话语规则。

语言的双重结构（double structure of language）

语言有一个命题成份（因为它涉及一个世界）和一个语旨成份（因为它引发社会关系）。

解放（emancipation）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需要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来理解和改变他们的自然环境，需要与他人进行交往以组织小型和大型的社会性互动，而且也需要能摆脱压迫和剥削，从而获得解放。在其作品的这一早期阶段，哈贝马斯主张：要保证一个公平的和无剥削的社会，只有交往是不够的。他认为，渗入我们使用的语言以及我们思考和反思社会世界的方式之中的意识态度的歪曲，可以掩盖剥削的来源。致命的是，社会将其成员（从而通过他们的日常行动和互动创造和维持它的人们）作为自然的东西来面对，或者至少作为由自然法则支配着的东西来面对。因而，有必要确立一种与自然的和文化的科学并列的解放的科学（或批判理论），它的任务是掲示我们个体的和集体的自我误解，看透这”第二自然。

哈贝马斯在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中为这一科学找到了模式两者都努力在表面现象之下钻研。精神分析者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病人，他看起来被具有一个身体原因的症状折磨着。她的任务是揭露并恢复病人有意识的记忆和作为症状之实际来源的创伤性个人经历，将症状回溯到病人对那创伤之无意识的但依然创造性的反应，并从而将病人的身体交还给他自己控制。类似地，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揭露自然性和不可避免性的假象，它们掩盖着服务于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之维持的社会过程。这样的揭露也将恢复自我理解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自治，让它掌握自已的命运。批判理论的思想在哈贝马斯的后期著作中被修正了，而解放这一概念被抛弃了，相当重要的是由于精神分析学的模式鼓励对一个完全透明和各方都自愿参与的社会的不现实的渴望，哈贝马斯渐渐认为，这种社会对所有复杂的和大型的社会组织来说都是不现实的。

形式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

参见普遍语用学。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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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结构主义（genetiic structuralism）

自行查阅。

遗传学（genetics）

遗传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个人的自我理解、个人之间的交互主体关系、个人在法律中的地位、对作为整体的种类之伦理学的自我理解。哈贝马斯确证了在基因干预的可能性之前，表现儿童的生长和社会性发展特征的三个要素。首先，一个人基因的固有属性将会是一件“命运”的事情。其次，这一命运展现在作为一个人的存在（being）的身体之中——也就是说，展现在正在发展的肉体自主性之中，他渐渐地将其身体看做理所当然的。它是你，并表现了你的意志和个性。对自己的身体有自我意识，并从而将其看做一个以某种方式同你分离又被你拥有的对象，这是一种态度，这态度从属于一个人的身体存在的更基本状态并由之而可能。最后，一个人社会的和心理的发展通过语言的媒介而出现，而一个人形成的最核心的能力是能够与他人进行交流，提出他自己的观点，并反驳或质疑他人的观点。基因的改造破坏了这三个因素。如果一个人的基因已经被改造了，那么其基因的固有属性就会在个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由因果性所决定这关系重大，尤其是因为它开始模糊了直到现在一直是我们生活世界内部一个基本资源的概念性区分。“生长的”与“人工制造的”之间的区分失效了。与生长而成的人类（或者甚至任何其他自然物体）相关而有意义的一种伦理语言，在被用于由人工制造的东西时就不再有意义了。更确切地说，这也许表明，如果一个人被理解为被制造的，就会越来越受到工具性思维的影响（就如其他的人造物一样）它。只能依据它在实现它先行给定的和可疑的目的方面的效力和效率，而不是依据它作为目的的自身的道德存在而被评价。

哈贝马斯在基因改造和教育之间作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分。教育会赋予孩子对于父母正试图鼓励他们达到的目标说“不”的能力。由于基因改造是一个因果性的和工具性的过程，它没有为对设计者的目标进行道德质疑提供资源。一个人存在的根基就是工具性地被制造的肉体，而不是命运性地被给予的肉体。于是，本来可能是一种命运性担负（burden）的东西[比如一个人可以被鼓励使用的一种自然地被遗传的能力，或者一个人必须能够应付的残疾]却成了一种人为给定的东西。如哈贝马斯指出的，它可以被再解释，但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和一个人自己身体的进一步分离，并从而进一步将自己工具化。

哈贝马斯论证的第二个层次，即基因技术对个人之间的互动会产生的影响问题，在指出遗传学对社会化所具有的影响的时候，就已经被暗示了。孩子与其父母之间的互动，如果那些父母是它的设计者，那么就必然达不到作为社会化之前提的有意义的互动理想。孩子不能对父母的意图说“不”。孩子因而被对象化了（进行交往行动和道德话语的权利被削弱了），而不是使其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参与。此外，作为医生的遗传学家和作为病人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同样受到了危害。

交往的系统性扭曲现象导向了哈贝马斯论证的第三个层次：基因已经被改造过的那些人的法律身份。基因技术深层的威胁——把人的适应和发展过程还原为工具性操纵过程，而不是还原为被提高了的学习能力。（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机器世界的未来世界？）。

解释学（hermeneutics）

是关于文本解释的理论。哈贝马斯在两个层面上批判解释学。虽然他满意于解释学抓住了人所具有的理解彼此行动和言词的基本能力（虽然这一认可被其普遍语用学的形成大大地限制了），但是他担心，在政治和道德上，它导致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逸出的（escaping）文化，那么如下一点就是不清楚的：人们怎能作出一个带有某种普遍性主张的道德判断？实际上，道德判断只不过是已经固化在你的文化之中的价值观念的表达——或者，换句话说，你的前见的一种表达。说“法西斯主义是一场灾难”无非就是说我的文化不赞同法西斯主义，或者说它不能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在其后期著作中，哈贝马斯清楚地区分了解释的解释学问题和为一个规范性断言作论证的道德问题（参见话语伦理学）。哈贝马斯的第二个论点部分地来源于此。他把解释学家对社会性的东西，从而对社会科学的理解看做有局限性的。相关于人的生活应当如何度过，强烈的道德和政治主张被表达出来，这一做法无法与解释学的相对主义自在地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