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乡村振兴”话题热度不减。“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平”“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和乡村建设”， 保护耕地、振兴种业成为热点问题。实现乡村振兴，贯彻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就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收益性差，增产不增收频繁。农产品本身，价格低廉，收益性较差，这与农产品本身的特性有关，一方面，收入弹性较小，当社会普遍人均收入增加是，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不多;另一方面，价格弹性小，当供给增加时，农产品价格往往大幅下降，增产不增收的情况频繁出现。产能调节周期短，波动性大。同时，相比于一般工业3-5年的产能调节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产量调节周期更短，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在当前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下，一方面，个体农户、农民合作社为各自经营决策，相比于工业生产决策的最小单元，缺乏合理的经营决策机制，过渡依赖于个人的市场预见能力与决策水平;另一方面，对广大农业从业者而言，产业环节角度来看，个体农民势力单薄，在上下游采购及销售渠道缺乏议价能力，在农业科技引入上，投资能力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农村的发展。
工业发展及资本增值逻辑下，对未来期望的“折现”、对人口红利的透支，大大增加的诱惑性，在激发创造力、创新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更多的不合理投机空间。在此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外流成为不可避免的难题，造成城乡、工农争夺资源的局面，而自身盈利性较弱的农业产业面对这一冲击无力招架，循环往复中，城乡差距逐步扩大。
长期以来，解放农业劳动力支持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农业的发展被视为人口增长、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根基。农业重要性被忽视，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环境功能未能得到释放，逐步沦为工业的从属。将农村作为城市附属的发展误区，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农村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乡村振兴的真正潜力被掩盖。实现乡村振兴就是要重建乡村发展的希望所在，明确乡村的命运不是被城市所洗劫、所替代。《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推进乡村振兴，就是要转变发展思路，超越“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阶段，不局限于仍将农村置身城市附属地位，将满足城市和工业所提出的要求、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对农村提出的任务作为农村工作的重心，转而着重于乡村本身。实现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相融合，必须紧贴农业发展特性，抓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点，实现内生性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农民参与其中的强烈意愿，正确处理以政府为引导、以农民为主体的关系，激活农民的乡村振兴主体地位，激发村民的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在农业现代化道路、模式和经营方式的选择中，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当前农业农村改革中不可回避的两大主要矛盾，一是小农经营同生产市场化、社会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二是土地经营分散化同农业经营规模化、集约化之间的矛盾。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要着重于两大矛盾的化解，引导小农户主体与大农业结构相适应。进入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的基础性地位没有改变，“大国小农”的基本农情没有改变，小农户始终是农业的主力。农业现代化需要规模，但也不能脱离实际，盲目搞以土地集中为特征的规模经营。因此， “适度规模经营”中，“适度”两字很关键。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最大的特色就是小农户众多并将长期存在，要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尤其要注重惠农政策的公平性，防止人为垒大户、排挤小农户。保障小农户主体地位，以政府、农民合作社、产业联合社为依托，形成能够造福于民的政务服务体系、生产服务体系，搭建完善的农业产业服务平台。以平台为基础，对内联动、对外链接，构成辅助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才能实现小农户在此基础上的活跃。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挥集体经济综合功能，将经济发展与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相结合，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全面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
在行政管理单元角度，跨行政村的农业合作社、产业联合社崭露头角、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壮大，实践已经证明，以行政村为单位发展集体经济不是唯一的形式。在经济发展单元角度，农民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由于功能定位单一，难以有效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承担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后期维护等功能。应当在发挥集体经济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功能的同时，适当赋予集体经济组织以提供部分当地公共服务的职能。使农民共享集体经济的基础设施，以各种类型的具有集体主义色彩、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经济体，重塑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习惯、心理结构和精神面貌，使生产组织与生活共同体在空间上高度融合，利益诉求方面高度一致，实现物质、人口和精神三个再生产的统一。
充分挖掘乡村文明价值。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生发于天地之间，创生于古圣贤之悟，传承于耕读之家。乡村是“解千年兴衰之谜，藏万世文明之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同时也同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前，生态文明时代的绿色消费新趋势正在为乡村绿色产业发展提供新机遇。生态消费、文化消费、心灵消费等成为趋势，耕修、耕乐、耕读、耕禅等泛农业价值将被再创造。
推进乡村文明与商业文化相融合。一方面，乡村振兴不是复制城市发展，不是一味地向城市看齐，不能将乡村振兴等同于对标城市，等同于对标高楼大厦，空有特色小镇而全无特色，甚至进而失去乡土文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气韵。另一方面，在科技、工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与科技失衡正不断引发世界性精神缺失、信仰缺失的危机，物质与精神失衡导致人类精神缺失危机。而我国传统文化，既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汲取的营养，也是医治现代诸多城市病的解药，也是民族文化产业的最大资源。此外，乡村文明与商业文化相融合，是相互借鉴、走向更优的发展道路，转变工业领域惯常的透支性发展思路，促进农业发展进程中对契约精神的尊重。
以资本进入、以龙头企业为重要牵引力，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形成真正能够吸引多方参与、引导当地农业产业良性发展与特色挖掘，农民真正获益、老百姓真正得实惠的发展局面。谨防大规模资本进入引发“农业投资”、“资本下乡”热潮，严防“跑马圈地”“圈而不种”，严禁资本下乡偏离“三农”发展轨道，避免将农民排除于乡村振兴之外，“富了老板，亏了老乡”。
同时，也要充分理解无序资金扩张，允许资本大规模进入农业领域，绝不是解救当前农业发展困境的唯一途径。农业产业发展并不完全在于完美商业模式的打造，而更在于底层的组织基础。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做到有序发展，再好的商业模式都不可能在现有乡村发展基础上生根、发芽。凡是用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基层管理者不仅要意识到用钱能解决的问题，更需要盯住那些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思考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农民的利益问题。
在农业发展上，以市场为导向推进产品升级。重视品牌的培育，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等“三品一标”农产品。在保障普通农产品供应的基础上，着重关注高端产品，提高产品品质，以品质取胜。
将农业科技渗入现代农业各环节，实现效益提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需要加强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有效提高种植业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加强科技应用，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落实好农技人员福利待遇，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的队伍老化、人才断层问题。
就当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土壤板结和农业污染等问题，要完善科学的农作物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按照生态、绿色、高产高效的标准推动产业升级。依托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探索共享涉农公共信息(土壤、气候、光照等)和电商农产品信息(特色品类、成熟周期等)，集成环境采集、灾虫预警、水肥药一体等应用，提高耕地利用水平，保障农产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