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明的消极（连载四十九）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语境与本体论相关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只有通过常识化互译视角领会“道”与“存在”命题所同时内涵的主客观一致性，然后通过人用主观能动性定义一切的能力再看“强名曰道”中隐含的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制，从没有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角度，不难常识化发现，通过语言文字所能显化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极点，在于理论层面的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自我实现。

正因为人的一切理性认知都来源于自圆其说能力的自我实现，也就是反思的哲学思考方式，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相对于具有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终极哲学，人在语境层面通过主观能动性对一切认知对象进行命名，就是在利用主体性对外在于人的一切存在进行与终极自圆其说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赋能，只有正确认知这种赋能机制的主客观一致性，人类才能透过内含终极主体性的终极主观能动性建构起可终极知行合一的终极理性。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按照西方哲学标准，这个与语境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赋能行为可明确区分为客观见之于主观和主观见之于主观两个阶段，从中西方思想精华互译的角度，其中由感知到认知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形而上学，其中的主观见之于主观，就是把相应的形而上学认知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就是形而下学，因此客观见之于主观与主观见之于主观之间的因果一致性与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之间的因果一致性在意识所表现的心理机制层面具有同一性。

正因为能够在本体论视角这样常识化比对中西方思想精华，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才能在建构明确的主客观一致性命题之后，又把此前所朦胧感知的整体一致性命题在认识论框架内予以终极明确，进而为方法论层面诱变因果一致性命题提供了全部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基础，从而通过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语境人生彻底衔接起客观情境人生和主观心境人生，使终极哲学的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基础理论框架得到终极显化。

这样一来，促使哲学实现可终极自圆其说于常识化普及的终极一致性逻辑框架一旦得到终极显化，人的文明存在就能因为真正理解“强名曰道”中所内涵的语言文字的强名诞生机制而真理理解哲学，不然就没有一个人真懂哲学，因为真懂哲学以真懂逻辑为前提，因为逻辑就是内涵在语言文字当中帮人建构哲学理论体系的唯一工具，既具有主客观一致性，又有知行合一性。

这就是常识化互译中西方思想精华的终极文明意义，将直接诱变终极哲学的常识化诞生，而终极哲学一旦常识化诞生，同时终结的，自然既包括哲学的语言转向，又包括哲学的实践转向。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因为只有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常识化互译才能诱变终极哲学，所以这已然反向证明，不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追求具有终极文明意义，而且认知层面的知行合一本身就因为知与行的一致性而具有潜在的终极哲学意义，所以通过常识化视角在互译中挖掘出在知与行的一致性当中隐含的主客观一致性，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够循序渐进地走向成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双重便利。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过于强调相对粗放的理的终极辩证，所以虽然洞见了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命题，却无法通过主观与客观命题的设立而明确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关联，因此只能坐等西方文明通过以偏概全的形式逻辑诱变现代科技文明，中华文明才能在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后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直到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接力马克思主义思想直接诱变终极文明。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新视角，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所谓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理，既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借假名真的意识活动，又是本体论意义上极端抽象的形而上学心理机制，这样就可以常识化发现，本来在中文语境中极端形象于望文生义的形而上学命题，却因为在方法论层面无法常识化互译理与逻辑之间异名同出的一致性，所以在与西方哲学互译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必然被解释出若干种歧义，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理认知具有绝对辩证属性，而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则因为盲目相信形式逻辑而选择性排斥辩证法，所以只具有相对辩证性，只要这种绝对辩证与相对辩证所代表的逻辑的多维结构不能在哲学层面得到终极明确，科学所主导的物理人生自由与哲学所主导的精神人生自由的区别就无法明确，在认识论层面具有知行合一的一致性的人类文明，在与本体论相关的文化层面的内在一致性机理就无从终极显化，人的文明就只能继续在逻辑天花板的笼罩下，继续不能自拔地下意识活在文明局限中。

正因为没有方法论层面的一致性就没有学术语境的一致性，所以用逻辑而不知逻辑在本质上具有主客观一致性，就是西方文明不追求终极辩证的必然后果——只要不真懂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就找不到准确的逻辑基点，终极哲学的常识化建设就找不到出路，因为冗余概念太多，让人根本无法常识化地透过现象看本质。

明白了本体论的终极哲学意义，就能常识化理解西方文明在洞见逻辑之后又对逻辑的绝对辩证属性进行断章取义肢解的必然性。比如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都是学，那么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该怎样解释呢？人类的旧思想界从来没有予以更多关注，但这里恰恰蕴含着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全部奥妙。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根据主客观一致性，形而下学与形而上学的感知基础相同，都是客观见之于主观，只不过基于知行合一的一致性，只有把偏向于行的认知所内涵的思辨性做侧重操作性的形而下学解读，才能将其与偏向于知的思辨性做侧重抽象性的形而上学解读，但其实，再纯粹于抽象的思也是行，只不过与本体论相关的知的开拓创新性意味相对更强一些而已，所以用“上学”表述，以突出其对逻辑天花板的持续突破功能。

由此可见，只要没有相对精准的西方哲学思想辅助，仅靠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相对粗放的理认知，根本不可能常识化解析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的复杂辩证架构，也就是说，在辩证维度上，形而上学的道与形而下学的理对立统一于跨越不同认知维度的包含关系中。

从辩证法的角度，所谓跨越不同认知维度的包含关系，就是在作为本体论命题的道与作为认识论命题的理之间，二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对立统一的一致性，而旧理论体系虽然设立了看似极端辩证的对立统一命题，但只要不能明确任何差异性都建立在一致性基础上，就不可能建构具有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终极方法论，哲学不能终极成熟，人的文明就不可能因为哲学的终极成熟而知行合一地走向终极主观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