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烤鸭的艺术 / 文：志凌

吃烤鸭的艺术

志凌

一

1976年，我初中毕业进入工厂做学徒，第一次挣到了钱，全家兴高采烈。准备清明后，全家去游北京。除了去农村姥姥家，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日夜满是火车行进的响声，咯噔咯噔的节奏。不时传来列车远远的清脆的声音，还有到站时火车洪亮的鸣笛声，这些都会搅动我激动不已的心。

北京，写满了年轻的向往，渴望已久的京都。

第二天清晨，下车出站，四处仰望，真的像父亲以前的描述，蓝天白云那么清澈，犹同梦境般的美丽。柔和的阳光亲吻着将要绽开的树叶，四月的微风舞动着柔枝。温暖却也多少有些峭寒，但心情却是好极了。

在旅馆安顿好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拥抱首都北京了！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志、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历史、文化的象征。最重要的是，从此我也能在朋友面前骄傲的挥舞我在天安门前的相片，我也去过北京，我热爱的祖国首都的天安门广场。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游人稀少，偶尔还能看到残留的小块花圈上掉下的彩纸，似乎在提醒我们：纪念我们热爱的周总理的天安门活动刚刚过去。广场上站满了穿绿色军装的年青士兵，士兵们庄严的面容。一会我们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午后来临，饥肠辘辘。于是我们决定去找第二个北京的象征，那不是故宫，也不是长城，而是烤鸭店。服务员面带笑容，安排我们在饭店的第二张桌前落座，邻桌是一对蓝眼睛黄头发的年长外国夫妇。我不时的盯着外国夫妇看，第一次见到粉色皮肤的高大西方人，我和妈妈猜测他们到底六十多岁还是七十多岁。

服务员给外国夫妇端来整齐排好的一盘烤鸭、小菜、酱，饼，但他们深深的沉浸在谈话中，完全没有吃烤鸭的迹象。虽然只学了几句外文，欣慰的却是能听出他们说的英文。

服务员端来我们的配套烤鸭，我和妈妈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筷子夹了整洁的烤鸭片吃起来。好香，果然名不虚传！再看看外国夫妇，他们也夹着鸭片吃。我和妈妈拿起黄瓜条沾了点酱放进嘴里，我又看看外国夫妇，他们也夹着黄瓜蘸酱吃；我和妈妈又拿起葱条沾酱吃，妈妈感慨的说，“小葱蘸大酱，东北人的吃法。”

我看看妈妈，又看看外国夫妇，我才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模仿我们，只是他们不大会用筷子。我和妈妈对笑了一下，这些外国人好有趣，不会吃烤鸭。

二

1987年2月，大学毕业两年后，我又来到北京。这一次，我却是要去国万里！

北京的国际机场，黄眼睛、蓝眼睛、绿眼睛的外国人，无处不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的大门打开了，吸引来许许多多的渴望来中国的西方人。

困惑中的我爬上了去澳大利亚的飞机，坐在一对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老太太旁边。起飞后，我从高处远望着身后的祖国大地，想到又要离开十一年前刚认识的京都，心里汹涌澎湃，泪水滑落两腮。

眼前的道路迷茫无终，如在浩然无际的海水漂流，何时归来，无可知。

凝神远望，暮色将至，万里霞光，日月同现，似乎在为我送行。祖国上空，祥云仿佛在向我招手，好像在温情的提醒我：再回来。

空姐送饭过来，我也没有察觉。蓝眼睛的老太太善意地捅了我一下，才把我从沉思拽回到现实。打开饭盒用餐，是牛排、蔬菜和面包。拿起刀叉，却停留在空中。临行之前，找上找下才从当地晚报上找到一栏如何用刀叉。据说，英国人用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切了来吃。而美国人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切了再把叉从左手转到右手吃，好复杂。澳大利亚人怎么用却没有提到。我转过头，看向蓝眼睛的老太太，她用右手拿起刀，我也用右手拿起刀，她用左手拿起叉，我也用左手拿起叉，她切牛排吃，我也学着切牛排吃，好香！

抵达墨尔本，却发现好像从黑白世界走进了彩色电视机：红头发、蓝头发、紫头发，蓝眼影、绿眼影、黑眼影，高大的西方人、俏俪的亚洲人、敦实的中东人，形形色色。

我和同室女孩去中餐店吃饭，其中有一道菜是烤鸭，担心这里的烤鸭正宗吗？安坐在一对老年夫妇的桌旁，一小盘烤鸭上来，小菜、饼、酱，只有三片烤鸭，少的可怜又可恨，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拿起筷子，夹起烤鸭，要往嘴里放，同室女孩用胳膊肘捅我，示意我看旁桌的老夫妇。他们把饼放进盘里，我们把饼放进盘里；他们在上面放一片烤鸭，我们也放一片烤鸭；他们放小菜和葱，我们也放小菜和葱；然后他们包起来吃，我们也包起来吃。我看看女孩，感觉脸有点热，竟然在国外和外国人学吃我们的国饭。

更尴尬的是这两夫妇看到我们学他们，两人悄悄的嘀咕起来，又看看我，又嘀咕一阵。后来两位老人竟然站起身朝我们走过来，我和女孩赶紧低下头。

他俩过来和我说，“对不起，请问我们是不是十一年前在北京烤鸭店见过你？”

我看不到我的脸，但是感觉到一定比西红柿还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