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德意志，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德国

笔者曾经多次到访德国，还在德国北威州的著名高等学府执行过一个学期中欧高等学校合作项目。无论是在德国游览名胜古迹，还是漫步在莱茵河畔的密林中，我一直观察思考，试图找寻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德意志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德国，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德国，一个自觉遵守集体法规的民族群体，是民族特性还是发展环境决定了其面貌。我还与德国教授朋友们私下谈论过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性问题，他们总是巧妙而委婉地回避这个“敏感”的话题。

原文 ：《德意志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德国》

作者 | 南开大学   陈志强

图片 | 网络

德意志民族早期也经历了西欧大陆历史发展共同经历过的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古史上盛极一时的德意志第一帝国。但是，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以及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这些特点阻碍了德意志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延缓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

当欧洲各近代民族国家竞相成长，王权专制统一国家迅速发展之际，德国却因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成为欧洲列强群雄逐鹿的战场，德国现代化进程也滞后于西欧第一批现代化强国。由于皇权衰微，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变成了邦君专制形态，德国也没有走上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出现了“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渐进性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当英法各国顺利完成了“工业革命”时，德国通过其独特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强盛的民族国家。

这一德国模式可以归纳为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而德国社会形成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德意志民族深陷两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的一种危机和畸变体现。二战结束以来的数十年间，德国人民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在政治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上形成了既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抓住历史机遇，多次实现历史超越，再度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就自北向南迁徙的各日耳曼部落情况看，中欧地区的日耳曼各部落发展可能落后于与罗马帝国打交道更多的那些部落，因此保留着更多原始“集体主义”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习俗。中古时代的欧洲长期陷入类似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战争，无论德意志君主打出的旗号是“神圣帝国”还是“罗马皇帝”，其封建分裂状态与欧洲其他地方并无本质区别。德意志是最后摆脱封建战争的欧洲国家，这种“落后”保持了历史的惯性，而这种“分裂”则喜忧参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场运动都发端于这种“分裂”地区就不能不让人遐想。在15、16世纪以后工业文明大规模席卷全球的浪潮中，德国可能不属于第一批“发达”国家，至少在18世纪末大体完成“工业革命”的强国中，德国是“新兴国家”，因此在那些依靠盘剥殖民地发家的老殖民主义工业化国家中落了下风。

然而后发优势确实有弯道超车的好处，“集体主义”的原始遗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高标准相结合，使德国出现了在欧洲其他国家少见的快速发展。超越第一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市场竞争中后来居上，成为德国的历史任务，也是德意志民族的追求。以希特勒为典型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采取的是在老殖民主义框架内的发展道路，因此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其实现民族理想的利器，但实践证明他是错误的。二战后德国的有识之士找寻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即以精密制造和高端科技为支柱的经济模式，并借助全球化的东风，以8000多万民众之合力抢占了欧洲强国的头把交椅。

不可否认，“集体主义”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社会中更容易找到契合点，再度发挥其特有的优势也是事实。如果说德意志民族有什么特殊性，那主要还是历史发展特殊性的结果，而不是玄秘的天赋。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27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