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史鉴今 | 读王船山《黄书》札记（一），近代思想家为何力倡船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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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

作者：贺沛

读王船山《黄书》札记

（一）

王船山

王船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船山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醉心复明反清，晚年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船山、费尔巴哈、马克思。船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气节最坚贞、传统学问最渊博、哲学慧识最高卓的一座思想高峰,不仅封建时代无人能超过他,近代中国也得益于他开启的思想曙光。同时，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

船山开创的气一元论，为二十世纪中国人迅速接受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对船山的评价是:“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船山作为一个明遗民，复明无望，他躲到湘西苗瑶贫瘠山区，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为生命意义，著书立说，寻找天道。他穷得有时连三餐都没着落，无钱买纸，有的书只好写在账本的反面。老友方以智劝他当和尚，进寺庙还有碗饭吃哩。

当然船山是不会去做和尚的，他闭户笔耕，一生著书汗牛充栋。但在他生前，数百万字的著述全都没有刊行，思想几被埋没二百年。直到晚清，由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在船山后人刻印船山遗著基础上，重新汇刊《船山遗书》，曾国藩还亲自撰写序言，船山名字才迅速为国人知晓。此后，他的名著《读通鉴论》《周易外传》《宋论》《黄书》等，对清末反满革命派和二十世纪中国思潮有很大影响。

其中，《黄书》是船山一生著作中的精粹，《黄书》写于 1656 年（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它犹如一篇“民族宣言”，对故国山川“博衣、弁带、仁育、义植”的文物教化，充满眷恋之情。

《黄书》写于 1656 年

（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

历来学者多称船山之学，而鲜论其文，船山文章文质兼茂，辞严而义正，文健而理足，峻峭犀利，远甚顾亭林诸儒。谭嗣同评价王船山的论文：“文至唐而少替，宋后几绝，国朝王子，膺五百年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韩柳欧曾之文，文有余，而不善说理，程朱陆王能说理，而不能充足，缺乏思辨，船山则是文理兼备，能长篇大论说理，纵横古今，与周秦诸子衡，也是船山卓绝之处！

推惟秦汉以来儒者，最有理论天才、解析能力的，莫过王船山。或以船山文章艰深，虽有艰深之处，亦有酣畅淋漓、精彩可喜之论，又感情充肺，引人慨叹，于理于情上都达到高度，其文之精彩在史论，在《黄书》中 ，他认为华夷大防是天设地造、绝对不容混乱的道理。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的认识，他极力抨击孤秦、陋宋，因为他们只图巩固一人一姓的地位，不惜箝制臣民、削弱中国，而溃决了华夷大防。他对民族利益的关心超过了天经地义的忠君观念，为了抵抗异族，他主张地方分权，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优待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给他们以相当的职权，不要加以牵制。
    《黄书》七篇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首篇《原极》为全书之纲，论圣王严华夷之辨是效法天则；其余六篇，分题论述，《古义》说立国遵古；《宰制》讲军区设置；《慎选》言慎重选举；《任官》明任官勿疑；《大正》申廉正之风；《离合》阐治乱交替。七篇相合，成为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

《黄书》之名的由来，既包含有称颂汉民族的始祖黄帝轩辕氏事功的意思，又包括称颂其具有“黄中”美德的意思。在《黄书》里，船山对各个小共同体的分析专章，可谓千古不刊之论，与其《读通鉴论》《宋论》一脉相承。诸夏不是周式的打引号的“封建”带来，而是毁于那种所谓“封建”，从黄帝建屏万邦，尧舜部落，夏商方国，到周封贵族，春秋战国，秦宋灭藩，夷狄陆沉，周秦就是相争互化的突变。

船山在该书“古仪”中说：“自昔炎裔德衰，轩辕肇纪，闵阽危，铸五兵，诛铜额，涤飞沙，弭刃于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来鷃梦弼，建屏万邦，而神明之胄骈武以登天位者，迄于刘汉，五姓百十有七后，岂不伟与！”

所谓“闵阽危，铸五兵，诛铜额，涤飞沙，弭刃于涿鹿之野”，指黄帝对蚩尤的战争。据有关史料记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并取得了胜利。

《黄书》

王船山

2.

《黄书》中国人谈民族主义的经典，其论民族之深刻，民族意识之强烈，严民族之分，现代很多民族学家也有所不及。《黄书》开头就说：

夫观初始於天地者，岂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铣之，木以干之，土以敦之，火烜、风挠、水裹以烝化之，彼滋此孕以繁之，脉脉门门，泮涣搏翕以离合之，故盛德行於无疆而不知其届也。然而清其族，绝其畛，建其位，各归其屏者，则函舆之功所以为虑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泽禽趾幂，乘禽力横，耕禽力枞，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於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势之不能相救而绝其祸也。是故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区其灵冥，湔其疑似，乘其蛊坏，峻其墉廓，所以绝其祸而使之相救，故曰“圣人与天地合德”者，岂虚构哉！

夫人之於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於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

船山认为，黄帝的行迹表明，他“所以焘冒（荫庇）天下者，树屏中区，闲摈殊类而止。”就是说，黄帝一心以荫庇天下为己任，保卫华夏之疆土，以防止异民族的侵犯为最高职责，所以他没有“私神器（国家社稷）以贻曾玄之心”。

也就是说，黄帝没有家天下的思想。船山认为，黄帝的“树屏中区，闲摈殊类”的做法，是符合他自己提出的“三维”原则的。船山这“三维”，出自《黄书·原极》篇：“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

这里讲的“绝”有断绝之意；“畛”有界限、区分之意。所谓“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是说人如果不划清与动物的界限，“天维”就会断裂。所谓“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是说华夏民族如果不划清与夷狄界限，“地维”就会断裂。天地以界限制约人，人如果不能与朋党划清界限，那么人维就会断裂。所以三维是掌管天、地、人这三极的最高主管。船山的这种“畛”的思想，与他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的“天下之大防”思想是相通的：“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

这里的“防”有防守、防备的意思。防守就是要防止对方侵入自己的领土，也就是要坚守双方固有的界限。有的论者说，船山这种强调划清华夏和夷狄界限的思想“带有极端种族隔离主义色彩”。

《黄书》

王船山

所谓种族隔离主义是指现代的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一般泛指资本主义国家对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等种族集团强制实行的分离；其最极端的表现是纳粹主义。将这种帽子戴在王船山头上，有厚诬古人之嫌。

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立足点，是基于华夏民族的自我保护立场：保护本民族的独立和团结，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保卫自己族类的人，才能成为君长：“是故智小一身，力举天下，保其类者为之长，卫其群者为之邱。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黄书》用气论推出的地理决定论，论证华夏族群的天命，同时又给出了尊崇黄帝的理由。他说，华夏族群居住的中区之所以定义为中国，因为这是轩辕黄帝所统治、大禹所区划出九州岛的地区。在此地域中，黄帝建大功、立大德，数千年间形成了牢固的传统，成为炎黄子孙之祖；必须坚决拒斥不同气的异类（夷狄），扶植中夏人才，这才是治道的内涵。根据气论，船山反对传统的普世天下观，开创炎黄子孙才具有道德天命的种族民族主义，拒斥外族入主中原。

船山生活于明末清初，《黄书》的这一理论创新，可以为他终生坚持抗清的政治选择和生命意义找到依据。当然，他不可能想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黄书》会风行天下，其尊黄思想成为凝聚炎黄子孙的民族认同符号，其排满理论成为反清革命志士的思想利器。

在二十世纪八年抗战时期，《黄书》也备受推崇。萧公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时说，《黄书》有中国从来没有的民族思想啊，船山的创造真是不得了，船山的著作足以令范文程之流汗颜。范文程是谁，就是辅佐三代清主灭明朝、定天下的功臣嘛。范文程信奉传统的天下观，夷狄只要奉行儒家伦理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主人，而在船山看来，这是汉奸思想。

船山既反对夷狄侵略华夏族，也反对华夏族主动攻击夷狄，他认为民族之间要和平共处：“故王者之于夷狄，暴则惩之，顺则远之，各安其所，我不尔侵，而后尔不我虐。”

船山还特别称颂黄帝的道德，即所谓的“黄中”。在《黄书》的“后序”中，他说：“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这里的“黄中”一词，出自《周易·坤》：“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朱熹注：“黄中，言中德在内。”

可见，“黄中”讲的是一种内在美德，有了它，就可以抗拒异民族所造成的灾难，扶植中土人士充分地展示其才华，从而达到完备的治道。这种“黄中”美德也就是汉民族的民族正气。所以王船山接着说：“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緼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

这就是说，要使汉民族的族类能够稳固地团结起来，就必须继承黄帝的事业，将汉民族的美德（黄中）凝聚起来并且充分地发挥出来。黄帝实行的是禅让制度，此时虽“建万国”，但却是为了屏卫中央王国，因此各诸侯国均能听命于黄帝，拥戴其正朔，按时进行朝聘，举行盟会，各诸侯国相互之间也是来往密切，互相帮助。这就是三皇、五帝时代的“寓涣散于纠缠，存天地之纯气戒其割裂，故气应以正而天报以合，数千年之间，中区之内訚訚如也。

当时的各诸侯国之间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涣散的，而实际上却是相互缠绕很紧密的，它保存了天地之纯气以防止其割裂，所以数千年之间社会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和悦的状态。船山接着说，秦、汉以后，国家“合极而乱，乱极而离，离极而又合”，所以他作《黄书》的目的，就是要“哀其所败，原其所剧，始于嬴秦，沿于赵宋，以自毁其极，推初弱丧，具有伦脊。故哀怨繁心，于邑填膈，矫其所自失，以返轩辕之区划。”

可见，船山通过总结历代离合的经验教训，认识到秦宋以来，国家都是自毁其“极”，即“三维”，所以其衰弱是有道理的。他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够通过痛苦的反思，矫正自己的失误，以达到轩辕黄帝所谋划的理想社会。

船山在《黄书》中，痛斥孤秦陋宋，本轩辕之治，欲以建黄中，拒夷狄以息其祸，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意念深矣。仁义非排斥权谋功，权所以行仁，谋所以尽义。春秋有经有权，周之伐纣，亦何尝无谋哉？而力为自卫，法为禁害。

▲ 莫友芝题词

船山反思秦以后之政：自昔炎裔德衰，轩辕肇纪，闵阽危，铸五兵，诛铜额，涤飞沙，弭刃於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来鹇梦弼，建屏万邦，而神明之胄骈武以登天位者，迄于刘汉五姓百十有七后，岂不伟与！是岂有私神器以贻曾玄之心哉！而天贶不舍，灵光来集者，盖建美意以垂家法，传流云昆，不丧初旨，群甿蒸蒸，必以得此而后足于凭依，故屡滨播弃，而卒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迹其所以焘冒天下者，树屏中区，闲摈殊类而止。

船山自己说“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悲哉其言之乎！船山历明之亡，天下尽成辫发之乡，华夷变态，怀深痛，华人不能光复其国，尚何他仁义之云云？非不欲他之仁义也，爱护族类，乃基本之仁义，此之不遑，而欲及他乎？且先解决族类问题，此船山所以深长思，不得已而作《黄书》也。今之圣母，言大而空，空言爱世界，民族平等，呜呼！己之民族不能爱，己之民族问题不能解决，而空言爱世界，岂非伪哉！”

船山未能为明大臣以陈治国之略，成大功，救明亡，而于明亡之后，多撰经世之书，为史论，以垂诫后世，为黄书，以劝进来兹，亦何非孔子作春秋之意乎？虽无益当时，而未必无益后世也。

正是基于对黄帝的这种认识，所以船山充分肯定黄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说，古代的轩辕黄帝，对上继承伏羲和炎帝的治绩，对下影响周代的统治，“敦亲贤，祚神明，建万国，树侯王，君其国，子其民，修其徼圉，差其政教，顺其竞絿，乘其合，稍其离，早为之所，而无夸大同。然后总其奔奏，戴其正朔，徕其觐请，讲其婚姻，缔其盟会，系以牧伯，纠以州长，甥舅相若，死丧相闻，水旱相周，兵戍相卫，仕宦羁旅往来，富贵相为出入，名系一统，而实存四国。”

《船山遗书》

章炳鳞(章太炎)

船山在《黄书》中所阐发的民族光复思想即为清初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他“汉室可禅、可继，而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攘夷”思想，“扶长中夏” ，“强干自辅”的民族独立自强思想，“抱刘越石之孤愤”的光复思想，成为清末排满的战旗。

188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其会员即在香港、南洋、日本一带传播船山等人的民族思想；1901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主题思想即王船山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1902年，上海的革命者单独刊行王船山先生的《黄书》；1903，邹容作《革命军》，宣扬驱除满清，恢复中华；1905年，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斗争目标，其誓词之一是援引船山之语“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1903-1905年间，孙黄在拒俄运动的推动下，将西方的民族民主思想与《黄书》的尊黄攘夷思想、民族独立自强思想以及君主“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的命题融为一体，尽情发挥,酿成反清民主革命的思想巨浪。1907年，革命军政府发布《讨满洲檄》，其口号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等。

明末清初，反清革命、民主共和思潮涌起。船山一生反清复明，心中无比痛恨满清，又对帝制有所反思，所以他的种族观、史论等迎合了当时社会大潮。由于革命党人的推举，王船山的种族观、史论成为反清革命与走向民主共和的理论依据。船山的《黄书》、遂为了革命党人的思想武器。

船山的湘籍后人黄兴、蔡锷、宋教仁、谭人凤、陈天华、刘道一等，更是船山精神的生动体现者。章太炎说：“船山学术为汉室光复之原，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故而谭嗣同、刘人熙、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杨毓麟、杨度、杨昌济、蔡锷、熊十力等人无不推许王船山，各大华语革命报刊媒体也竞相介绍王船山其人其学。尤其是刘人熙在民国三年（1914）创办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开近代船山学研究之门。其后，蔚然成风，经过数代学人的努力，船山学由此成为国际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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